張曉玫出名了，以一種她自己意想不到的方式。

無關科研成果，無關教學成績，也無關與政府或企業合作的學術項目——張曉玫說，這才是衡量一個學者成就的主要標準。讓這個西南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副教授出名的卻是：吃午餐。

6年前，她開始一對一和學生“約飯”。“我請的其實是精神食糧。”張曉玫說。如今，她差不多請了數百頓飯。

現在，“曉玫午餐”已經成了一項制度。新學年，張曉玫會安排助教把她帶的一年級研究生排好序，一個個約，必須一對一。張曉玫自掏腰包請客，地點一般在教師食堂，經費控制在100元左右。

雖然可以享受免費午餐，但在赴這桌“精神食糧”前，學生多少有些忐忑。

在4月的那次午餐中，研一的王昊剛打完菜坐回飯桌前，張曉玫馬上進入正題：“你對研究生生活的規劃是什么?”這個問題讓王昊措手不及。

“啊——我還沒想好。”

“那你覺得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是什么?”張曉玫繼續追問。“核心競爭力”是“精神午餐”的“招牌菜”之一，她經常讓學生想這個問題。

“研究生的規劃，無外乎幾種選擇……你不要浪費科研方面的潛力，不要變成單純的金融民工。”即使隔著一副黑框眼鏡，王昊也能感到張曉玫盯著自己有力的目光。她說話也是同一種風格：意思分明，聲音洪亮，語速很快。

和張曉玫吃飯的好處是，一定不會冷場。“全程基本她在講。”王昊回憶。

“但有一就有二”，“強制性”的約飯開了個頭，以后再找老師深聊學術和個人選擇問題，就不會那么拘束了。

其實張曉玫剛開始嘗試這種交流方式時，學生對“精神午餐”并不感冒。有些學生因為長期缺乏和師長深入交流的經驗而緊張——在張曉玫把學生叫到辦公室聊天的時候，曾有女生嚇到哭;更多的學生是太忙了，比帶著30個研究生、承擔著教學和科研任務的張曉玫還忙，考證、實習、戀愛，哪一樣都不省心，沒空赴宴。

而這些大忙人，在張曉玫看來都忙得不得其所。2008年從日本求學回母校任教后，她見到不少學生每天事情沒少做，但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

她發現，教學過程中，學生不愿互動，或提不出有效的問題;寫論文的時候自己找不到題，會追著她問到底該寫什么。大多數學生一切圍著工作轉，工作的目標又十分單一，都想進四大行、最好的投行，人云亦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干嘛。

在她眼里，缺乏獨立思考導致的浮躁、迷茫和不清醒是學生的普遍狀態。

張曉玫迫不及待地想和學生聊天，至少要先見到他們，這并不是很容易，因為研究生不怎么在校園出沒，“三年一晃就過去了”。

那就吃飯吧，“反正你們都是要吃飯的吧，我們誰也不耽誤誰。”張曉玫想出了約飯這招。到2009年，張曉玫把午餐搞成了一項制度，提前排表，告知學生吃飯日期，保證和每個學生至少能吃上一次。

其實吃飯只是一種手段，張曉玫真正想做的，是盡自己的可能，培養學生的思考、思辨能力。

她給大三年級教授一門必修課“商業銀行經營管理”，不算旁聽生，這門專業課一學期選課人數有400多名。

“必須提前去搶位子。”金融學院的學生說。但張曉玫對學生的吸引力，不是和藹可親，不是仁慈。在本科課堂上，不必以“物質食糧”作“誘餌”，地道的成都人張曉玫，給同學們端上了原汁原味的川味“精神食糧”，夠辣、夠嗆——她的課以“虐”出名。

課程的重要環節是“自由討論”，采取文獻精讀加“打擂臺”的模式。“自由”和“討論”，都是很好的詞，真正做起來卻讓同學苦不堪言。

張曉玫會在一星期前布置相關領域的經典文獻兩篇，總篇幅在30頁左右，然后由小組共同依文獻形成自己的報告。討論當天，報告小組上臺發言，臺下的其他同學可以反駁，而且反駁有加分，發表小組守衛不住觀點就可能失分。在成績得失的刺激下，張曉玫的課上從來是唇槍舌劍。

“身心俱疲!”在課后給張曉玫的小紙條中，有學生這樣表達上完課的感受。

“就要這個效果，大學不可能來混的。”張曉玫很滿意自己把學生“虐”到了。

而被“虐”過后，有些學生在期末論文后面附上給張曉玫的信，他們告訴她，自己真的學到了東西，發現了不一樣的自己。

在她的課堂上，學生經常會聽到一些“大道理”，比如每次“商業銀行經營管理”的第一節課，張曉玫會送給學生一句話：“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這段梁啟超在115年前寫下的文字，看起來和“商業銀行”毫無關系，但張曉玫覺得很有關系——學金融的人必須有社會擔當和自我警惕：“我的學生以后不能學到監獄里去!”

她的一些告誡，也許對官員和行業人更合適，而不是20幾歲的學生，但她還是說了：“要服務實體經濟，不要做泡沫，不要自己跟自己玩，特別是經濟下行的時期……為什么小微企業借貸這么難?”

相應的，談到未來的選擇，她會勸學生：“不要都想著去四大行、去投行，自己一定要清醒。未來是雙贏社會，只有在給社會添磚加瓦時，才能成就自己。”

這讓已經習慣埋首各類知識點和考試的學生感到耳目一新。“犀利”“干練”“有思想”“有責任感”，是學生對她的印象。

上過她課的學生大多對她又恨又愛，一方面累，一方面覺得有收獲。上周五，去食堂的路上，有個男生專門跑過馬路，從剛買的一袋橘子里挑了個給她。在那幾分鐘前，另外兩個女生在電梯口碰見張曉玫，笑著向她問好。

但當規則和公平被蔑視的時候，她會露出真正的強硬，一點也不講情面。

如果她發現誰作弊，或長期曠課，一定給不及格。有家長糾纏過，上海的長途電話打到成都，翻來覆去說：“我們都讀過大學的啦，大學怎樣我們不知道嗎?哪有不及格的啦。”還說中秋節要來成都“看她”。

張曉玫覺得這件事“特別搞笑”：“當然不可能改成績，對別的學生太不公平了!”

她記得前兩年面試一個研究生，專業問題沒說幾句，那個學生開始哭訴悲慘身世：父親遭遇礦難早逝，母親弱視，他考研已經考了兩年，如果再不成功，沒臉見母親。

但張曉玫一點都不同情這個示弱者，“搞得像選秀節目一樣。”她感到整個面試流程被冒犯了，“不成功就可以講故事嗎?這對別的學生公平嗎?”

她也不認可“成功”這個目標本身。曾有個學生要加她QQ好友，簽名讓她心里一驚：“成功對我來講如同空氣一樣重要，但我現在頭被摁在水里，不能呼吸。”

在張曉玫看來，精英主義的教育方式，告誡每個人都要成功，這正是中國教育的一大問題。這樣的教育培養出來的人，不擇手段也要成功，而一旦失敗，又不知如何自處。

是不是每個人都要當科學家、工程師?

30多年前，當還在上幼兒園的張曉玫碰到“你將來想做什么?”這個問題時，她也會回答“想當科學家”。

但現在，她更喜歡另一種可能性：有個女孩說想開花店，喜歡她的男孩說那我就做花店的送貨員。每個人都可以有不同的，看起來很平凡，卻發自真心的愿望。

“做一個平凡但不平庸的人。”這是除了“你的核心競爭力是什么”外，張曉玫給學生的另一道“招牌菜”。平凡是接受自己可以“不成功”，不平庸，是不放棄思考。

在一次次“曉玫午餐”中，張曉玫也發現，學生的確比較羨慕“有捷徑可走的人”。這種捷徑可能是爹、是顏、是超越規則的潛規則，而捷徑的另一端就是人云亦云的“成功”。“馬云”、“王思聰”，在半真半假的玩笑話中，著名的投胎能手、成功人士是學生的羨慕對象。

剛回國時，她一度發現有學生比她還“蒼老”，一位主動找她吃飯的本科生，搶著埋單，還對堅決不同意的張曉玫說：“您不了解中國的國情，應該是學生請老師啊。”

她看不慣有些車輛在學校門口看見紅燈不停，就當面去和司機對峙。學生勸她還是不要“太直”為好。

但她漸漸也能理解學生了：“社會是浮躁的，教育是受害者。”曾有學生告訴她，去某大行面試，直接要求脫了鞋量身高，長相和身高是選人的重要標準之一，而非能力。

十幾年前，當張曉玫自己還是一個財大金融系的本科生時， 她的學習狀態，更像進階版的高中。她順利進入了日本經濟學排名第一的一橋大學。在日本這所大學，她學會了質疑、辯論。

當年讀本科的時候，她認為老師、書本說的都是對的。她現在會在課上對學生說：“老師的觀點，你們都可以懷疑。”

從一個心思簡單的乖學生，到被問題“困擾”的“胡思亂想”的學生，張曉玫覺得后者是可取的。轉變的過程中，迷茫和焦慮不可避免，但到一定程度時，會發現更廣闊的世界和世界中自己的位置。張曉玫想告訴學生這一點。

她的種種努力——午餐、討論課、鼓勵懷疑以及早早地給學生說一些似乎超越其年齡和地位的“大道理”，這到底有多少作用，張曉玫自己也拿不準。多年來，她堅持一個教育理念：“我不可能改變整個世界，但我能盡可能改變我教的學生。”

10年前，她20多歲，也是個前途未卜、不知道能不能得到博士學位的學生(張曉玫后來獲得的經濟學博士學位是一橋大學建校123年來頒發的第52個)。她跟著導師滿歐洲做項目，有一次在意大利，訪談對象臨時有事。突然空下來，她就買了張票，從西西里登船，駛往地中海的一座小島。這是一片游客稀少的古跡，歷經千年的斷壁殘垣默然矗立。

目睹這種景象，一種人看到繁華虛無，另一種人看到人類的努力終究還是能留下些什么。張曉玫說自己是后一種。

“想做的事情，能做一點是一點。”那天，在那座不知名字的島上，張曉玫突然有了這種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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