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大學普遍遭受社會甚至教職工詬病的時候，大家主要把賬算到了大學行政化的頭上，于是“去行政化”似乎成為大學或教育改革的突破口，至少在這幾年成為教育管理和改革領域的熱詞。實際上，在教育去行政化的討論熱潮中，“去”一詞很值得深思，教育或大學需要行政管理嗎？行政管理怎樣才算適度？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需理清教育的目標和活動特點、大學活動的組織協調機制、恰當的治理和管理體系等。
高校的職能與活動特點
大學的主要職能是培育人才、科學研究、社會服務、引領文化，其履行這些功能的主要活動特征是：
首先，大學育人過程中的學和教已經從傳統的被動知識灌輸演進到互動式、主動學習。按照建構主義教育理論，學習強調意義獲取，目的是學習者行為和思想的永久改變；認為學習者天生具備創造力，能自我導向，而不是把學生看成需要定向；教育者要將自己看成指導者和資源；學習盡管始于課堂，但主要發生在學習者將知識應用于實際環境的過程中，并最終改變價值觀，因此教師和學校要努力創造這種環境。另外，為了應對當代許多顛覆性技術如網絡、慕課等挑戰，現在許多大學更進一步，開始探索研究導向的教育，其目的不再是教學生簡單地記憶知識和理解，而是幫學生學會應用、分析、評估和創造，強化學生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引導學生學會終生學習的能力。這種教學互動過程具有極強的自主性和創造性，學校重在塑造這種教學環境，并提供充足教育資源。
其次，對于研究和社會服務來講，其探索過程更具有隨機性、自發性、涌現性，甚至真理經常掌握在少數人手里。因此，為了鼓勵獨立思維、創新精神，刺激新思想、新理論、新技術的不斷涌現，保護教師、學生在教學、學習、研究以及成果發表過程中享有高度的自主性，不受法律、組織規定以及公眾壓力的不當干預或限制，學術自由便成為學術機構重要的治理原則之一，包括教師追求學術、傳達知識、發表研究成果與研究結論，以及決定教學方式的自由；學生學習相關知識、自己學習作結論以及表達意見的自由，等等。
再其次，社會文化是隨著社會活動的不斷演化而沉淀形成的，大學的探索和創新精神及其新發現是社會文化演進的重要推動力量，但這種演進是靠理解、認同、接受、采用等自主選擇過程實現的，無法靠行政權力命令和強迫推行。
上述幾類校園主用功能的發揮依賴大量的各類學術活動實現，而這些活動有極強的自主性、演進性、分散性，為了支持其有效進行，現代大學還需要建構極強的服務體系和支撐平臺，營造良好的學習和研究氛圍，面向社會各界爭取教育資源和有效配置資源，需要與社會建立有效的互動渠道，更需要解決好師生員工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后勤服務等等。這些活動無法以學術活動提倡的那種分散、自由、無拘無束的方式進行，而是需要借助現代管理理論和最優實踐，塑造必不可少的高效的行政管理體系以確保大學基本職能得以順利實現。
因此，大學的基本活動可以粗略地歸為兩類，以自由、自主、分散為特征和以學術判斷為主導的各類學術活動及其以紀律、服從、集中為特征和以權力為主導的相應的服務支持活動，前者需要組織管理上的決策權分散和高度自主性，后者則強調資源的集中調配和各類分散式服務的高效協調。
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并行不悖
從上述分析不難發現，高校的有效運行需針對上述兩類活動建立起其相應的運行機制和管理體系。大量學術活動的決策和組織需要符合其分散、自主、自由、自治特點的以學術判斷為主導的學術權力，更多強調決策的自主性，管理的寬容性，包括評價上的容錯性，因為我們必須允許研究上的失敗和試錯，且因真理經常在少數人手中，所以行政決策慣用的領導批示、命令、少數服從多數等投票機制在這里失效。而代以施行的是自我決策、學術研討、同行評議、學術委員會判斷和決策等，學校大量與學術相關的如學術、學位、教學等委員會的存在主要是廣泛聽取意見，相互啟發，以使學術少走歧途。
作為大學，辦學資源永遠是有限的，各個學校必須明晰其發展特色、重點、品牌和戰略定位，以有效利用資源實現目標。這時，既需利用上述學術權力進行學術決策如大學特色、專業選擇、研究定位、育人模式等，又需要為上述學術活動的順利運行提供大學的戰略指導、獲取充分的資源、構建合理的組織機構、完善各類行政服務和運行支持。而這類活動的管理決策機制與學術權力完全不同，不是基于學術判斷，而是基于針對學校使命和戰略的資源有效支配的行政權力，不再是分散的自由和自治，而是相對集中的服從和整體的協調。此時，戰略、規劃、人事、預算、權力、決策、執行等管理技術就成為必要。
因此，大學的運行離不開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那又為什么會演化成遍遭喊打的行政化呢？主要原因是二者邊界的模糊和相互越位，既使行政權力過多地進入學術領域而導致學術活動的扭曲，又引發學術權力蔓延至行政領域讓資源配置和行政服務低效。
例如，目前高校普遍顯得浮躁，精力主要放在一些顯性指標上，如SCI，重點學科數、博士點數、院士、千人、長江學者數等。校領導和大教授們的精力主要用在了這些資源的獲取過程中，而沒有集中在利用資源進行高質量的教學和研究上。究其根源，與國家到教育部、到學校、再到教師的資源配置過程中過強的行政色彩，以及資源配置過分依賴按權力和行政級別開展的各類“工程”相關。
工程制的資源配置，不僅可能會違背科學研究的規律，如大學更多的研究應是興趣導向的，工程制的資源配置可能會扭曲興趣驅動的研究，誘導大家跟著工程跑，從而影響興趣導向和長期靜心投入，進而制約突破性的基礎研究成果的涌現。而且會誘致更嚴重的各種行政組織的包裝和跑部運動以及大學浮躁之風，誘導各級“搞名堂工程”，學校為了獲得支持不乏臨時組合、拼湊和包裝，導致科學家、教授把大量的精力、時間和資源用在了工程或項目的爭取上，難以靜心于科研、教學。
在學校層面，如何將“××”工程分得的資源配置到學院和教授也是非常復雜的運作過程。不少學校的老師都抱怨，每個工程或項目基本上都是由幾個校長、副校長、大教授或者院士瓜分走了。行政化的根源在于從上到下過分的以“工程制”而非“科學規范透明”的資源配置體系以及行政權力越權干涉學術事務：在現有的資源分配體制和學術干部任用體系下，高校里，擁有行政頭銜的校、院、管理部門領導（大部分也是有造詣的學者）在項目申請和資源獲取過程中占盡先機，社會也經常以行政級別看待其學術水平，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并未恰當分離和互動，致使不少人認為進入權力層很重要，不僅可以方便獲得資源，而且結題更容易，不少非常優秀的學者設法或被動進入權力層，導致高校無處不在的行政化現象，學校爭拼行政級別、教授爭搶行政職位，行政權力介入或干預學術判斷等。
上述困境的擺脫不是簡單地去行政化，如正在醞釀的取消大學行政級別。其實，大學行政級別只是大學行政化的一個表象，真正的大學行政化是大學行政權力對學術權力的擠壓和對學術自由的干預。所以，“去行政化”絕非只是削弱大學運行中的行政管理、取消行政級別那么簡單，而是要根據大學特征，改變行政權力跨界介入或干預學術活動，讓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并行互動，大學便會有高效的行政體系而無“行政化”。
完善治理：有行政而非行政化
那么怎樣去行政化，形成完善的治理和管理體系，以保證大學按其規律有效發展？
在我國，歷來有研究做得好的學者擔任行政職務的傳統，知名大學的校長也一般要院士來擔任，其目的是強調大學學術地位和管理的專業化，但卻忽視了現代大學管理行政體系的重要意義，很多校長沒有足夠的管理知識和經驗，導致高校的管理工作缺乏科學性，這種現象已經不只是行政化，而且是行政亂“化”。
“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而是要回歸到以學生和學術為本位。讓行政為學術服務，讓教師都能安心教書、做研究，讓學校能靜下來，回歸大學本質，探索適應全球化、網絡時代新的育人理念，構筑高質量的培養體系，提升學校的科學研究水平，強化學校對社會發展的服務和影響。為此，急需在新一輪高教綜合改革過程中，從資源配置體系、大學法律地位、內部管理體系等方面重構大學管理體制及其運行機制。
首先，在體制層面上，從國家到教育部再到大學，減少或取消工程制的資源配置體系，根據大學類別、水準和規模，重建科學、規范、透明的資源配置體系，促使大學重視競爭和品牌及質量建設，使大學靜心于其本質職能，而不是浮躁和陷入各種“名堂工程”及其追逐中。
其次，設立大學組織法，從國家、教育部、大學關系的體制層面確立大學獨立辦學的自主權，讓大學真正成為獨立的接受市場選擇和關注自身品牌建設的法律主體，而不是政府或行政的一個附屬物，賦予大學學科建設、學術發展、學位授予上的自主權。在修法的過程中應注意，大學去行政化，既不應該將行政權力一棍子打死，也不應該讓學術權力無所不包。而是需要清晰界定在高校治理中，哪些屬于政府管理部門的權利，哪些屬于學校的權利，哪些屬于學術權力，哪些屬于行政權力，然后制訂明確完備的法律、制度和流程，保證政府、學校、市場和各相關利益者間責權利的清晰界定及共贏發展，學術和行政二者各自權力的有效實施，并處理好它們之間的協調與監督關系。
第三，在學校層面上，按照規律，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是高校有效運行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分別負責不同的大學管理事務。要盡快明細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的范疇及二者的互動機制，提倡自由的學術文化，并通過結構和制度來保證研究者的學術權力不受侵犯，并靜心于自己熱愛的學術活動。同時，要建立新型的扁平化、網絡化組織架構，解決官僚層級式的低效和部門分割等管理問題，提高行政權力管理能力，并制定清晰的員工行為規范和管理技術，指導員工的日常工作行為，促進教職工職業精神的形成，讓他們知道如何促進學校愿景和使命的實現，以強有力的服務和支撐體系確保學術活動的開展和學校愿景和使命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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