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鳥學生

候鳥學生　　

調查 | 那些被北京趕出去的孩子到底去哪里上學了

隨著北京提高了小學入學門檻，數以萬計的非京籍適齡兒童被擋在北京的校門外。一些父母無法辭職、老家無人依靠的非京籍學生，最后選擇了“坐”在北京的門檻上讀書，并形成了一條以三河、廊坊、香河、大廠、衡水等河北市縣為主的“環北京教育帶”。或不堪重負，或利用商機，它們都在為北京的人口調控政策買單。

坐在北京門檻上讀書

　11月5日，星期四，初冬，陰雨。

幾百名孩子聚集在北京西站的北廣場，背著書包，拖著行李，躲在爸媽的雨傘下，做著每月例行一次的告別。

孩子中，最大的十二三歲，最小的只有五六歲。魏剛老師從斜挎包里拿出厚厚一疊火車票，邊揮著手邊扯開嗓子喊：“今天下雨，就不集合后進站了，讓孩子們一個個地排隊來我這兒領票，家長就不要進了。”

他們不是去遠足或旅行，而是集體去距離北京270公里的河北衡水上學。僅在河北衡水英才學校，就有五分之一是“家在北京、學在衡水”的“候鳥學生”，人數高達1200人。

孩子們無法理解，為何要遠離在北京工作的父母，去異地過半獨立的學齡生活，有的哭著拉著爸媽的手不松，有的干脆蹲在地上耍賴;家長們則無奈地將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孩子拖付給“押車”老師。

“兒子，不哭哈，媽周末就給你打電話。”李云用手摸著7歲兒子的頭，目送他領票、進站，一轉身，眼淚就掉了下來。

隨著北京加強人口調控，抬高小學入學門檻，這些家在北京，卻無法讓孩子在北京上學的家長，經過反復權衡，做出了既不賴在北京，也不把孩子扔回老家的第三種選擇——到河北讀書。

原因很簡單：大人不用拋棄在北京的工作，和孩子仍可每個月見面，最重要的是，根據河北2013年公布的異地高考政策，只要學生具有兩年以上在河北的高中學籍，家長有《就業/失業登記證明》及本地居住證明，異地生源就可以在河北報名參加高考。

“雖然河北高考的分數線也挺高的，”一位家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但至少可以保持一個家的經常性完整。”

形象點說，他們成了一群“坐”在北京門檻上讀書的孩子。這個門檻，以三河、廊坊、香河、大廠、衡水等河北市縣為主，并漸漸形成了一個“環北京教育圈”。或不堪重負，或利用商機，這些城市都在承擔著為北京的人口調控政策買單的重擔。

驟然收緊的北京入學政策　　

李云不是在北京“漂”著的小商小販或餐館服務員，她在一家公關公司工作，算是白領。

2004年，李云大學畢業后留京工作，之后結婚、買房、買車、生子，一路過來，在孩子上學以前，她從沒覺得自己和周圍的北京籍同事有什么差別。“稅和社保，我一分也沒比別人少交過。”

直到開始為年滿6歲的兒子操辦入小學事宜，她才發現，多年來她以為的平等，在孩子身上變成了“從不存在”。

李云早早地就把孩子入學所需的“五證”準備好了，包括：父母或監護人的在京暫住證、在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在京務工就業證明、戶口所在地鄉鎮政府(或街道辦事處)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全家戶口簿。

在當時的北京市委十一屆三次全會上，北京市委書記、市長首次表態，要堅決控制人口無序過快增長，切實把北京常住人口增速降下來。2014年初，北京市十四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將加強人口規模調控列入年度主要任務之一，而在此前的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里，對外來人口的措辭一直是加強“服務管理”;2014年7月，在“控制特大城市人口”的精神指導下，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向媒體表示，要“痛下決心遏制北京人口無序快速增長”。

作為“遏制”的主要手段之一，自2014年起，北京對小學入學政策列出了不同的條件：對非京籍適齡兒童在北京市接受義務教育，要求提交“五證”以及其他“相關材料”。什么是“其他相關材料”?北京市教委未作統一規定，由各區縣自行解釋。不只如此，2014年時，“相關材料”的審核權力一般由學校掌握，2015年時，這些“相關材料”的審核權已提交到了區教委。

經《中國新聞周刊》不完全統計，這些“相關材料”主要包括：父母雙方勞動合同、社保記錄、在職證明、父母雙方所在單位營業執照、組織機構代碼、結婚證、生育證、流動人口婚育證、租房合同、房租完稅證明、房租完稅發票、居住房屋的水電費單據……

而對于李云和劉寧這樣已在京工作超過十年的白領，最無法跨越的障礙是：入學兒童的監護人至少有一方在學校所在區就業，在本區繳納社保，社保至少連續繳納6個月以上。

說到這里，李云提高了聲調反問，“我在北京買了房買了車，交了11年稅和社保，就因為居住地和工作地點不在一個區，孩子就沒法上學了?能有多少人是在一個區工作和居住的?”

劉寧則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就算是有心為孩子上學換工作或搬家，但怎么折騰，時間也不夠了啊!”

政策收緊的效果相當顯著，據北京市教委統計，截至2014年底，北京市義務教育階段新招生數量為15萬3千余人，相比2013年16萬5000余人，下降了1.2萬余人。

離婚、買房、跳槽……

父輩與制度的博弈

為了孩子入學，劉寧跑遍了北京東南西北的私立學校。很大一部分私立學校，雖然入學條件略有寬松，但仍對家庭住址或監護人的社保記錄有所要求，否則沒有辦法提供學籍;而那些不提供學籍允許“借讀”的學校，不是校舍條件太差，“連暖氣都沒有”，就是離家太遠、收費太高。

“其實也不完全是花錢的問題，主要是心里覺得不公平。”劉寧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同樣是納稅人，別人的孩子可以不花錢，就在家門口上公立學校，我們就要多花幾倍的錢，去上離家那么遠的私立學校?”

劉寧的朋友、同事中，為孩子上學絞盡腦汁的不在少數。有一對夫妻，因為孩子入學要求夫妻雙方都必須在本區工作和繳納社保，但他們只有一人在本區工作，為了滿足條件夫妻倆去辦了假離婚;還有不少人，無論如何都無法滿足條件，只好帶著孩子離開了北京。

“大家都明白，這個政策的目的是，孩子上不了學，父母就一起回老家。”但劉寧說他的情況不一樣，他的父母均已過世，老家也沒房子，十多年來，他的生活圈朋友圈全部在北京，“攆我走，我都沒地方可去”。

這些被北京入學政策“擠壓”出來的孩子，漸漸發現了一個新的選擇方向——河北。

相對于北京市百花齊放的“證明”限制，河北的公立小學入學條件相當寬松：提供身份證、戶口簿，當地就業證及學區所在地居住證明，即可就近入學，租房協議、買房協議都算居住證明。

更重要的一點是，2013年，河北公布了一項針對外地戶籍學生的高考政策：只要學生具有兩年以上高中學籍，家長有《就業/失業登記證明》及本地居住證明，不論戶籍是否在河北，均可在河北報名參加高考。

受此政策影響，燕郊、廊坊、香河、固安等距離北京較近的河北市縣，一下子涌入了大量新增入學生源。比如，據廊坊市統計局數據，2014年，廊坊市中小學在校生人數分別比2013年增加了1.1萬人和2.3萬人;而據《三河市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三河全市在校小學生2014年比2013年增長了9.8% 。

廊坊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學校長對《中國新聞周刊》“感慨”：她所在學校今年招生人數1200人，真正屬于學校片區并且是廊坊戶籍的，只有600人，剩下的，都是外地到廊坊務工人員的子女，以及在北京不能入學最后被迫轉學的孩子。

許多家長為了照顧孩子，換了工作;還有人每日奔波上百公里，以保證家和工作兩不耽誤;有些家長為了能夠在廊坊入學，甚至通過中介買一份假的購房協議。“好多學生都搞不清楚是哪來的，”這位校長說，“看著這些家長，實在是讓人覺得又可憐又可怕。”

沒想到，到北京市義務教育服務平臺填寫入學信息時，出現了一項她沒想到的證明：需提供在通州區的社保記錄，且社會保險需要在2014年1月至2015年3月期間繳滿12個月。“我在海淀上班，社保也是公司在海淀交的，怎么可能有在通州的社保記錄呢。”

李云并不是唯一被驟然收緊的入學政策攔在小學門外的家長。

劉寧是北京一家電力公司的產品研發工程師，2003年，受所服務企業邀請，從保定到北京工作。工作11年后，去年他跳槽到辦工地點在另一區的一家公司，但納稅、社保，“一個月也沒斷過”。

“許多人的壓力可能在社保和納稅年限不夠，我一直覺得在我身上不存在這個問題，我連續交了十多年了，我們都不算流動人口，我們就是穩定地工作、生活在北京。”

但是，當孩子的入學政策出來后，他傻眼了——他竟然全不符合：第一個要求房產證，劉寧買的房子，房產證還沒有辦下來;其次要求在學區所在地繳納社保滿3年;第三要求父母的暫住證在學區所在地登記連續三年。“這種條件我怎么努力都達不到啊!”

劉寧跑遍了居住地周邊的教育部門，還試圖到工作單位所在地的公立學校報名，無論是面談，或電話咨詢，回答都干脆直接：你的條件不符合政策要求。

這項史上最嚴厲的入學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2013年底。

“候鳥學生”

公立學校的壓力，在私立學校看來，卻是巨大的機遇。

由于不受學位、編制等限制，他們迫切地希望接收這些無法在北京上學、但又不愿遠離北京的家庭的孩子。一位非京籍初中畢業生的父親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的孩子戶口不在北京，考慮到高考的學籍要求又不能在北京上高中，正一愁莫展時，他“遭遇”了來自大廠、香河、廊坊等多家河北私立學校的“招生轟炸”。

李云和劉寧在朋友的推薦下，選擇了一所名叫“衡水英才學校”的河北私立學校。

衡水距北京270公里，普通綠皮火車要3小時45分，直達列車也需2小時零4分，無論從距離，還是城市建設，都算不上是理想。“整個縣城連條像樣的寬馬路都沒有。”李云說。

但衡水努力打造的，就是一座教育之城。從1990年代開始，這里就呈現出全城辦學的景象。據衡水英才學校校長張振友說，大約在1996年，僅在衡水市桃城一個區，就有30多所民辦學校。張振友分析后認為，中國的人口流動性會變大，而孩子的教育卻未必能一起流動，民辦教育將來會有旺盛的市場需求。1996年7月，他租下了20畝地，蓋了七排平房，創辦了英才學校。

從開辦之初，張振友的辦學理念就是“全寄宿制學校”：不是一周放一次假，而是一個月放一次假，每個月的最后一天放假，回家休息6天，下個月5日開學。在校實行半軍事化管理，每天每個活動環節，都有嚴格規定，比如。每天早晨5：30起床，吃飯不得超過20分鐘，等等，

張振友沒有看錯。第一年，學校8個年級8個班，一共只招到40名學生，最少的一個班只有2個學生，但第二年，學生人數就增加到了200人，1998年，開始有衡水本地外出務工人員將孩子送到這里讀書。

2003年時，學校已經有200多名家在北京的學生就讀。出于“特色辦學”和“為父母分憂”，張振友決定，由學校統一安排學生往返于北京與衡水之間，有專門的教師負責路上照顧學生。

十余年后，“家在北京、學在英才”的“候鳥孩子”已增加到了1200人。最初，全部學生往返，兩節車廂就可以搞定，如今，一列火車已經不夠。衡水火車站每到月底固定為英才學校預留1000張到北京的Y502次列車車票，最后漸漸無法一天完成接送。從今年起，初中部和小學部的學生分兩天離校，才解決了這個難題。每次從衡水上車，車站專門開通一條檢票口;北京西站，也允許這隊特殊的“候鳥孩子”使用車站的愛心通道。

對學校來說，教室數量和住宿床位直接決定了招生數量，英才學校已新建了一棟17層高的現代化教學樓，并準備進一步擴建學生宿舍。

不只衡水一地發現了北京提高非京籍生入學門檻的商機。

2015年9月，一家由北京八中、固安縣人民政府和華夏幸福基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夏集團)共同籌辦的北京八中固安分校(以下簡稱固安八中)在固安產業新城落成開學。

這所學校占地127畝，分為小學部、中學部，還配備有游泳館、演播廳、劇院、智能閱覽室、智慧教室和專業舞蹈教室。磚紅色、尖頂的歐式教學杰，掩映在草坪、銀杏與梧桐之間。“我們這是模仿英國劍橋大學的建筑風格建的學校。”固安八中辦公室主任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校長王金才，是在北京八中任教三十多年的老教師。他介紹說，固安八中的優勢是既分享了北京的優質教育資源，同時也提升了當地的教育規模和品質，符合京津冀一體化協同發展的大方向。

2015年9月，固安八中第一年招生，小學436人，初中268人。小學階段每年3萬6千元的學費，是許多當地家長的顧慮。“我一年不吃不喝也就將將夠個學費。”一位當地政府工作人員表示。

但王金才卻看好固安八中的未來。固安距離天安門僅50公里，正在建設中的固安新城，規劃是座可容納百萬人口的中等城市，規劃中有金融街區、SOHO辦公街區及商務辦公街區，以及智慧城市運營中心，總之，是個帶有前沿概念的全新衛星城市。

王金才認為，隨著北京人口政策的收緊，那些無法在北京就讀的孩子，“尤其是讀到高中希望參加高考的學生”，唯一的選擇是輻射到周邊，“那么我們學校就會是第一選擇

所有后果，都只能由孩子來承擔

無論是主動選擇，或被動選擇，在新一輪入學大戰中，多數家長無奈地妥協了。然而，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是，這樣“以學控人”的政策，真的有用嗎?

事實上，在2013年前，北京市對于非京籍學生的入學政策還算友善、寬松。

2001年，北京市政府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貫徹國務院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決定的意見》，指出：流動人口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工作以流入地管理為主，通過安排在公辦中小學借讀，利用富余校舍及師資條件開辦專門學校等多種方式，保證在京合法居住的流動人口的子女接受九年義務教育。這也是在積極落實國務院出臺的《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中規定的解決流動人口適齡兒童義務教育問題的“兩為主”原則。

2002年4月，北京市又出臺了《對流動人口中適齡兒童少年實施義務教育的暫行辦法》，按照這一規定，只要是戶籍所在地沒有監護條件、父母在北京居住半年以上并已取得暫住證的孩子，就可以入學借讀，“從2002年9月1日起，北京市流動人口子女在公辦中小學借讀收費，小學由每學期500元降到200元;初中由每學期1000元降到500元。”

這一年，時任北京市市長劉淇還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特別明確：北京市對外來人口實行“管理、教育、服務并重”的政策。有專家感慨，北京對外來人口從過去的“管理、控制”到現在“管理、服務并重”，是飛躍式的變化。

不過，在這段政策寬松期，北京學校無論是招生人數，還是在校人數，都沒有顯著增長。

據北京市教育委員會官網數據：2001年，北京市小學的新招生人數為9萬余人，在校人數為66萬余人;至2005年，新招生人數反而降了2萬余人，整體在校人數減少16余萬人;至2009年前后，方緩慢回升，小學新招生人數增加到10萬人，但在校生數仍比2001年少2萬余人。

小學入學人數從2010年開始呈現“井噴”式增長。這一年，全市小學新招生數11萬3千余人;2011年又疾增了近2萬人;至2012年時，達到14萬1千人;2013年，已增至16萬5千人。

但與此相對應，北京市常住人口數量的增量，反而呈現增速逐步放緩的狀態。2011年時，北京常住人口的增量是56.7萬人，至2014年，這一數字已降至36.8萬人，從2011年到2014年，北京常住人口的增速從2.9%下降到1.7%。

但是，將從2007年至2014年小學新生中非京籍的數量加以比較，便會發現，非京籍學生在北京小學招生人數中，一直維持在較穩定的比例上。根據北京市統計局的數據，2007年時，北京市新招收非京籍小學生占當年小學新招生人數的40.51%，之后逐年緩慢增加，最高值出現在2010年，達到47.55%，然后便出現下降趨勢，至2013年時，只占45.17%，到了2014年，降到史上最低值38.44%。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林寶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這說明這一輪入學人數的增長，并非由于北京招生政策的寬松，也不是北京常住人口快速增長所引發，而是北京市新的生育狀況和人口結構決定的。

“原因之一，是2008年前后，北京出現了一輪‘奧運寶寶’生育高峰，帶動了兩年入學人數的增加;原因之二，是北京市的外來流動人口主要以青壯年勞動人口為主，比如，根據2014年的統計數據，北京市外來流動人口中16歲到59歲的勞動力占90%，而他們的子女到了受教育教育的階段，使得入學開始人數增長。”

在林寶看來，“外來人口快速增長幾乎是北京目前無法避免的一個事實”。從內部原因看，北京集政治、經濟、醫療、教育等眾多城市功能，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以及較快的經濟展所帶來就業量的增加，都會催生人口規模的增長;而放眼全國，中國人口總量仍在增長、中國城鎮化進程仍在快速推進，也使得北京人口仍會保持一定程度的快速增長。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系教授胡兆量在其撰寫的《北京城市發展規模的思考和再認識》中就斷言：“全國人口規模穩定大體還需要40年，在全國城市化基本完成之前，北京城市人口將持續增長。”

在這種情況下，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王桂新認為，以往的“以房控人”“以業控人”都只能起到一些“修修補補的局部作用”。“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提出要嚴控大城市規模，同時以戶籍制度、各種行政和經濟手段控制大城市人口的遷移增長，”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但事實證明都沒有取得成功。”

林寶對此表示贊同。他將這種分流方法形容為“去皮毛”，收效不會太大，因為大部分所謂的低端產業和就業人口，是北京產業結構的有機組成部分，很難分割。他認為，真正有效的辦法是“割肉”：依靠頂層設計，將某一條塊的城市功能自上而下疏導出北京，從而帶動整個產業的頂端、部門和低端產業同時分流。以醫療為例，據統計，每年來京治病的人數就高達3000多萬。

“更重要的是，北京人口調控不應只盯著外來人口。”林寶補充說：“比如，北京戶籍人口結構中，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高達21.2%，而外來人口中，16至59歲年齡人口高達90%，如何協調好人口規模和人口結構的矛盾，是北京人口調控需要綜合考慮的問題。”

政策可能無法立桿見影地改變北京的人口數量，卻立桿見影地改變了這些家庭的生活。

11月的一個周末，33歲的吳丹正在家里給兒子燉排骨。她在北京東三環上班，六歲的兒子在固安八中上小學一年級。為了兼顧工作和孩子上學，她在固安買了房子，同時在北京另外租了一處房子。平時，孩子住在學校，她住在北京;每周五，她開車回固安的家，全家一起過周末，周一再起早趕回北京。

開學兩個多月后，她已經逐漸適應了這種每周穿梭兩地的生活，每次往返100公里。“開車也就一個小時，還是挺方便的。”她一邊翻炒著鍋里的排骨一邊說，“就算是完全在北京城區生活，通勤時間也得一個小時左右。”

吳丹僅是固安八中眾多“北京-固安”雙城生活家庭中的一員。據八中校方統計，這樣的家庭占全校學生的三分之一還多。

但吳丹說她目前不會考慮離開北京。至于孩子的將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劉寧也不會離開北京。“我在北京剛買了房，最起碼得把房貸還完吧。”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多年以后或許會考慮去外地養老，但眼下，還要留在北京工作。

有時，他想起每月只回家一次的兒子，會不自覺地感到傷心，“他上幼兒園三年，每天都是我接送他，現在突然就要去離家那么遠的地方，一個月才能見一次”。

劉寧說，從5月跑入學開始，他的心態從“滿懷信心”漸漸變成“絕望”，最后默默接受現實。他最愧疚的，是所有后果最終都只能由孩子來承擔。“他畢竟才六歲，不懂自己為什么要面對這些，他甚至也不知道，離家200多米就有一個小學，但他就是無法入學。”

沉默了一會兒，劉寧補充說，“我老家在農村，上學時都沒這么小就離開家，社會發展了這么多年，我也奮斗了幾十年，結果我的孩子上學，還不如我小時候……唉。”

另一位母親在對《中國新聞周刊》講述為孩子求學的經歷時，用得最多的一個詞是“虛無縹緲”。她在北京也工作了11年，9歲的兒子在衡水英才學校讀四年級。她無法把孩子留在身邊，因為北京無法入學;也沒辦法送回戶口所在的老家，因為老家沒有人能幫忙照顧。

為了使孩子不會產生被拋棄的感覺，最初，她都是直接去學校接;偶爾，也會在每個月中，買點東西送到學校去;在家里想孩子時，她就拿出孩子的照片，摸摸，看看。

“我們家孩子沒有哭”。在問及孩子如何適應這種狀況時，這位母親有些冰冷地回答，“他不是堅強，像我們這種生活，他有哭的理由嗎，有哭的權利嗎?”

“孩子喜歡北京嗎?他沒說過。他喜不喜歡有什么辦法嗎?”她舒展了一下眉頭繼續說，“中國的政策隨時隨地都會變，說不定哪一天，又會變成一個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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