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評選為啥有爭議（關注·拆掉創新發展的籬笆②）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6月舉行的兩院院士大會上指出，長期以來，我國院士制度在推動科技界出思想、出謀略、出成果、出人才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我國院士制度在實踐過程中也存在一些社會關注、科技界反映較突出的問題，比如有時院士遴選受非學術因素干擾過多，有的地方和部門讓院士稱號承載了一些非學術的、帶有明顯功利性的負擔，有的人把有多少院士當作出政績的一個標志。如此等等，都背離了我國院士制度的本義，必須加以糾正。廣大院士對這些現象也有意見。這些問題需要通過深化改革加以解決，使院士制度更加完善，真正守住學術性、榮譽性的本質。

不久前，2015年院士增選結果出爐，這是去年兩院院士章程修改后首次增選，雖然沒有像往年那樣備受關注，但依然有一些議論。

院士制度還存在著哪些問題，為何這么多年一直引人注目？

院士評選中存在搞關系、拉選票現象，對科研、教育的影響都不好

我國自設立院士制度以來，遴選了一大批優秀科學家進入兩院，為我國科技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與此同時，由于各種原因，一些有違學術宗旨的事情也時有發生。

張峰是北京某高校的資深研究人員，多年前他在學會工作時曾參與推薦院士候選人的工作。觀察近些年來自己所在研究領域的新增選院士情況，他越發感到存在這么一個問題：雖然院士增選的標準是學術能力和實質貢獻，但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往往較難做到，拉關系、運作能力有時候倒成了重要因素，少數有真才實學、不會搞關系的科學家反而會落選。

“一些想當院士的大學系主任、院長，會非常注意長期經營和本領域院士的關系。”張峰說，“比如，在平時開會、舉辦活動時就會特別有意請一些院士出席，不僅給他們特別的禮遇，還會送各種禮品。如果請的院士是從外地過來的，開完會后還會以‘考察’為名，安排他們旅游等。這種‘迎來送往’的情況在學術圈多多少少存在。”

在2014年6月的院士制度改革中，兩院新修訂了院士章程，其中取消了單位和歸口部門推薦，只保留“院士推薦”和“學會推薦”兩個渠道。在張峰看來，這一做法可能不太容易達到預期效果。

“不少學會都是院士當家，院士推薦的話語權太大，不見得是好事。”他說，“我曾經工作過的學會，上世紀80年代推薦院士時非常認真，我們會征求業界意見，擬出名單，還要由推薦委員會進行民主表決。但后來，流程慢慢變為由擔任學會常務理事的院士來敲定名單，其他人沒有多少發言權。”

“雖然兩院院士章程中嚴禁候選人搞關系、拉選票，但他們所在的單位、省市依然會通過各種渠道幫候選人暗地里‘活動’。”據他了解，為了當上院士，候選者個人和所在單位花費不菲。

“縮小院士推薦渠道旨在減少行政化的干擾，但實際上很難做到。”他認為，這不僅難以遏制拉關系的做法，反倒可能因為推薦權在少數人手中，使“運作”變得更簡單了。

“一些有能力、真正鉆研學問的人如果不會搞關系，有時連被推薦的資格也沒有。院士群體中，可能一開始不認真搞學問通過拉關系當上院士的人還比較少，后來這種人多起來后，風氣就變了。做研究是要耐得住寂寞的，少數學問不深的人當上院士，往往讓人心寒。”張峰說。

某國立研究所的肖凡長期從事院士制度研究，是某科研機構的研究人員，平時也關注院士問題。

他認為，水平高的導師能夠培養、指導出優秀的學生，這些學生未來往往也能成長為該學科的科研骨干。“缺少真才實學的人當選為院士，培養出來的可能也是善于鉆營關系的學生，而他們未來又可能成為院士。因此，院士增選如果不能真正回歸學術，對科研、對教育的長遠影響不好。”

當上院士，往往意味著住大房、拿大錢，在科技資源配置上有更大話語權

求學時，張峰有好幾位老師是院士。他回憶，老一輩院士平易近人，幾十年如一日地教基礎課。“當時的院士不比同級的老師多拿錢，房子也不比其他老師住得大。提到院士，我們無不由衷羨慕他們的學術貢獻、敬佩他們的為人。”

兩院院士為我國科技事業做出了卓越貢獻。改革開放以來，載人航天、載人深潛、探月工程、雜交水稻等一系列重大成就，都凝結著兩院院士的汗水和智慧。院士還是國家重大科技決策的咨詢建議人，圍繞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重大科學技術和工程科技問題，組織開展了一系列具有戰略性、前瞻性的咨詢研究，取得了一大批重要成果，形成了許多政策建議，為國家科學決策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院士群體對科學發展確實有突出貢獻，應該給予一定的獎勵，但不該被莫名其妙賦予某些‘特權’”，張峰說，時下，當上院士就意味著住大房、拿大錢。“在單位，院士分房總是最大的，工資也是最高的。近些年許多高校、院所為能招聘院士，開出數十萬元、數百萬元年薪的不在少數。”

“除了一些物質利益，院士所擁有的學術特權更讓人無語。”張峰說，“在每年的項目評審中，院士比其他研究人員往往更容易拿到大額的研究經費。只要有院士牽頭，就比較容易爭取到數千萬元的研究經費。于是一些院士到處忙兼職，有的甚至在五六個單位領工資，為其爭搶科研資源和經費。”

教育部科技發展中心主任李志民介紹說，實際上國家層面給予院士的物質待遇并不多。按照規定，院士人均享受國家規定的院士津貼，為每月1000元（免稅）；資深院士每人每年享有1萬元的津貼，免予征收個人所得稅。但是，院士所在單位常常會發放院士津貼，金額少則每月千把元，多則上萬元。一些科研單位與高校引進院士時，動輒給予上百萬元的補貼、房子和上千萬元的科研經費支持。

北京某高校的教授齊斌認為，與物質、學術利益過度掛鉤，導致院士成為“炙手可熱”的“稀缺資源”，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院士增選中的暗箱操作。

不過，齊斌表示，院士身上附著太多的利益、極個別院士甚至結成利益小圈子，這種現象也不能完全歸咎于院士。“很多時候是院士背后所在單位、機構的利益催生的。我身邊的院士朋友并沒想過要去獲取什么個人‘特權’——許多是被單位架上去的，有時候也身不由己。”

“現在一些單位為了拿科學基金、擴大社會影響力、招到更好的生源，往往都打著院士的旗號。”張峰說。

今年的院士增選比往年“清凈”了許多，說明院士制度改革的正面作用已經開始顯現

“院士并不是神仙。”張峰說，現實中，社會已經把院士奉為至高無上、非他不可的“最高權威”。很多知名高校的校長，非院士不可；大多數學會的理事長，非院士不可；一些重點科研項目領頭人，也非院士不可。“如果是有真才實學、有責任心、有管理能力的院士，科研、行政擔子雙肩挑沒有問題。問題是科研是科研、管理是管理，兩者不是一股勁兒；院士的精力畢竟有限，雙肩挑都挑好很難，‘賠了夫人又折兵’的失敗例子不在少數”。

院士通常被當作所在領域的權威，對所在學科的發展，項目立項、評審上有較大的發言權。齊斌認為，當上院士，只表明過去的成就，并不代表現在還是最高水平，而且現代科學發展迅速，分工日益細化，迷信院士很容易出現“外行指導內行”現象，不利于學術民主、百家爭鳴。

“即便是有真才實學，在科學面前也要保持敬畏心。現在有些人水平不怎么高的，反而喜歡指點江山。歷史上真正的大科學家，對自己研究領域以外的事情大都非常謙虛，不輕易表態——一個科學家怎么可能什么領域都懂呢？”張峰對此頗有同感。

張峰認為，從世界范圍的發展經驗看，科研和創新精力最旺盛的是20歲至40歲的年輕人，一些院士在科研資源分配上多吃多占，不僅侵占了本屬于他人的科研資源，還可能阻礙創新。

他提起曾聽過的已故院士王選的一次演講。王選在演講中說：自己年輕正處于創造高峰時，因為他是小人物，得不到支持。等到50多歲創造力衰退時，什么榮譽和支持都來了，實際上工作都不是他做的。“王選先生說的是大實話，對我觸動很大。現在情況也是如此，只是少有人站出來說真話。”

“好多人迷信院士，實際上是迷信權威、害怕權力。”張峰說，同行不敢當面說意見，學生更少有敢講真話的了，久而久之，一些院士就自以為是、慢慢膨脹了。”

齊斌指出，院士制度存在的不足和我國的文化傳統以及現階段發展的實際情況有很大關系。文化土壤的革新需要好幾代人的努力，完善現有體制機制或許可以收到較快的效果。

受訪者還指出，與往年相比，今年的院士增選“清凈”了許多，說明院士制度改革的正向作用已開始顯現。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希望相關部門能按照中央要求積極作為，抓緊出臺、實施相關細則，讓我國的院士制度在創新發展中更好地發揮應有的正能量。

（文中的人名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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