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政府工作報告連續第二年，把教育公平單獨拿出來談。

聽到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說“繼續促進教育公平”和“繼續提高中西部地區和人口大省高考錄取率”等內容時，全國政協委員、安徽省教育廳副廳長李和平很快意識到其中的深意。

去年，政府工作報告涉及教育的具體內容并不多，其中大部分筆墨就是落在教育公平上，比如“貧困地區農村學生上重點高校人數要再增長10%以上”，就被媒體反復解讀為，農家子弟有望真正找到一根“改變人生”的救命稻草。

今年，李和平從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聽到了這項“許諾”的落實情況：貧困地區農村學生上重點高校人數連續兩年增長10%以上。

作為一名土生土長的安徽人，李和平深知家鄉人口多，農村娃也多。“教育公平”這四個字，成了他擔任全國政協委員以來，提及最為頻繁的一個詞——幾乎在每一年的全國兩會上，他都要提出這個問題。

日前，中國青年報通過問卷網進行了一項2159人參與的網絡調查，結果顯示，在教育領域，42.2%的受訪者最關心擇校問題，21.6%的人關心教育投入，20.6%的人則把注意力放在統一城鄉教師工資水平的問題上。這些，均涉及教育公平。

全國政協委員、民進湖南省副主委湯素蘭對此頗有感觸。她說：“教育不公平會帶來惡性循環，越是老少邊窮地區的孩子，越不能得到好的教育;如果沒有接受良好的教育，他們很難創造美好的未來。”

80%，這是李和平給出的安徽省過去一年的高招錄取率。談起這個數字，李和平總是百感交集。因為在安徽省專門分管招生考試工作，他每年都要在高考結束的那一天，對外界預測這個數字。

簡單來看，這個數字說明，假若有5個學生，其中4個可以去上大學。這個看上去還不錯的結果，卻經不起深究。李和平說，這4名學生所去的大學大多是高職高專，能去重點高校的少之又少。

“我們那里的基礎教育不錯，一些在安徽上不了一本的學生，放在北京，很有可能上個重點大學。其原因就是我們的指標少，重點資源少。”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李和平這樣說。

他說，“如果把北京的指標多分配一些到我們安徽去，那我們的學生不也能上重點大學了嗎?”

調查結果也印證了李和平的判斷。57.2%的受訪者認為，當前的教育不公平主要體現在城鄉教育差距上。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科技大學教授朱鴻民最為關心的，就是城鄉教育差距問題。朱鴻民曾在日本生活過多年，他發現那里的學校，無論是鄉村還是城市，沒有太大的差異。反觀我國，那些生活在窮鄉僻壤、山村海島的孩子和北京孩子、上海孩子的差距，幾乎是一個時代。

如今，這種差距正在被一個“10%”的數字縮小。

李和平認為，過去我們往往說要走出大山，躍過農門，但很多時候是走不出大山，躍不過農門。如今，貧困地區農村學生上重點高校人數連續兩年增長10%以上，做的就是這個事情。只有更多的落后地方的年輕人走出來接受高等教育，才能更好地回饋本地。

但緊跟著的問題是，這個“10%”擴大到什么時候，才能稱之為“教育公平”呢?

李和平說，狹義上的教育公平，指的是包括考試制度、選拔制度在內的教育制度本身的公平。如果這項制度、這個規則公平，就意味著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公平地競爭，“誰有能力誰就上”。廣義上的教育公平，比如造成農村學生上重點大學少的原因，不一定是他們的先天條件不如城市學生，而可能是環境、教育資源等社會問題造成的。

換句話說，我們講的教育公平，指的是條件公平、機會公平，但不講結果的絕對公平。畢竟，每個人的稟賦不同。

然而，李和平說，現實中我們所面臨的一些不均衡，是人為造成的，是機會的不均衡、條件的不均衡，而這些不均衡，是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制度造成的。

本次調查中，66.7%的受訪者認為，社會權力和財富分配不均是造成當前教育不公平的主要原因，另有47.3%的人將主要原因歸結為優質教育資源過少，40.0%的人認為教育不公平的原因在于東西部地區差距明顯，29.3%的人覺得是制度設計出現了問題。

這也正是全國政協委員、新東方創始人俞敏洪的擔心所在。在去年全國兩會上，他就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對10%的成分表示“懷疑”。

俞敏洪曾到過一些落后地區。在一個閉塞的縣城，他看到當地“最頂級”的中學里，學生一半以上都是當地政府工作人員的子弟，剩下的也多是當地有錢人家的孩子。“上不了當地最好的高中，他們怎么上重點大學?”俞敏洪說。

正如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所言，在教育資源分配嚴重不均的前提下，加大比例的做法很有可能演化成新的不公平。

李和平說，最為關鍵的不是某個絕對數字或是某個比例的增大或縮小。打造一個相對公平、老百姓看得見、切身感受得到的上升渠道，才是治本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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