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管辦評分離中，重慶市教育評估院獨立研發工具，獨立實施評估——

體制內“第三方”憑什么突圍

一條具有體制內身份的“鲇魚”，正在攪動重慶市的教育生態。

近年來，重慶市一直在謀求實現教育事業的管辦評分離——政府管教育、學校辦教育、社會評教育。其中，政府采取的一個重要步驟，就是成立第三方評估機構——重慶市教育評估院。2009年8月，在該院成立儀式上，重慶市領導這樣描述其意義：“這是構建現代化教育管理體制，完善教育事業管辦評分離的重要一步。”

曾經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政府部門，如今減掉了本不該由自己承受的負擔，而且經過專業人員的評估，工作成效更為細致、精確。“想檢驗工作成效，就委托評估院進行評估”，已經成為政府部門的自然思路。

專業技術，第三方的立足之本

“你要追求第三方的專業聲譽，就必須要在評估技術上追求卓越”

雖然是“第三方”，但重慶市教育評估院卻有著重慶教委直屬事業單位的身份，這讓外界頗生疑慮。

事實上，評估院成立之初，連本院職工對此也有擔憂：“這樣的組織架構，‘管’和‘評’真的分得開嗎？”不僅如此，在該院創立之初，各級教委的業務部門對其看法也不一。各部門當時分化為三種態度：一是積極支持；二是觀望，等著看評估院能干成什么樣；三是反對，認為評估院搶了處室的飯碗。

面對內外部的懷疑，評估院院長龔春燕對職工們說，不要過多考慮“身份”，也不要過多在意外界的目光，“我們不是一個簡單的行政部門，而是一個學術組織，有學術隊伍的操守；堅持專業化方向，是我們真正成為第三方評價機構的根本”。

然而，評估院成立之初，專業力量并不充足。2010年，評估院接受重慶市教委委托進行全市首次基礎教育質量監測時，監測工具都是從外地高校“借”來的；負責監測組織實施工作的專家，也是外面請來的。就這樣，還是出現了差錯。由于系統上線前沒有進行充分的壓力測試，上線當天，系統就因訪問量過大而崩潰。

搞評估，還是要有自己的監測工具。抱著這樣的信念，在將近一年的時間里，研發團隊逐步學會雙向細目表設計、具體試題編制等方法，研發出24套數學和語文學科監測工具。此后兩年，評估院陸續編制出學生問卷、校長問卷、學科教師問卷等多套監測工具，建立了包含學生質量及其影響因素的較為完善的監測指標體系。

2013年10月25日，重慶市實施第二次基礎教育質量監測，這次評估院所用的監測工具和指標體系，已經全部是濃濃的“重慶味道”了。

歷經幾年摸索，重慶市教育評估院在數據采集和利用上已經有了成熟的技術模塊，包括建立信息化監測評價平臺、研發數據分析軟件平臺、構建科學的監測工具庫等。該院搭建的重慶市基礎教育質量監測評價系統運行至今，已為重慶市教委提供了教育質量監測評估報告40余份、區縣基礎教育質量監測報告200余份。重慶市教委依據這些報告，出臺10余個教育行政決策文件，以減輕學生學業負擔，改革課程設置。

據統計，在重慶市教育評估院成立以來的6年里，針對各類不同評估，該院共研發出監測體系、問卷近60套，構建起了涵蓋基礎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的多層次評價體系。

由重慶市教育評估院研發的“義務教育均衡發展評估模型”，已被采納為國家衡量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主要指標，正在全國義務教育發展基本均衡縣（市、區）督導認定中得到推廣應用。

評估院基礎教育評估所的熊知深以前做過校長，做過區教研室主任。工作幾年后，熊知深覺得評估院更像是一個學術共同體，不追求經濟效益，也不會向著行政部門說話，每天想的就是怎么完善模型，怎么確定數據搜集范圍，然后研制各種評估工具。

“一個項目做不好，受到領導批評倒是其次，一想到自己的評估結論要影響到重慶市那么多老師和學生，壓力就很大。”熊知深說。

專業報告，第三方的力量之源

“這下，他們說樓蓋好了，那就是真的蓋好了”

對評估院的專業力量，重慶市教委財務處處長劉宏偉深有感觸。

以往，由財務處組織的針對某項目進行的評估，各區縣遞交上來的報告千篇一律：本區縣至今完成總投資×××萬元，改造學校×××所，總面積×××平方米，運動場地×××平方米……

這被稱作“結果性評估”。“這樣的評估其實實際意義有限。”劉宏偉說，“比如對設備采購，我們一是想知道經費使用情況；二是想知道采購過程是不是規范，產品的質量怎么樣；第三就是想知道設備采購以后是不是真正發揮了作用。”

劉宏偉所說的內容其實就是“過程性評估”。但是，要行政處室進行這樣的評估，又是勉為其難。就算有的處室有這方面能力，也沒有足夠的人手和時間開展工作。像這次重慶市剛剛完成的“全面改薄”評估，評估院用了5個月時間去做這一件事。這對政府部門來說，是無法想象的。

而“過程性評估”對評估院來說，則是駕輕就熟的操作，依此得出的評估報告，也更能精準地指向問題所在。

以往，有的區縣教育資金投入存在拖延情況，雖然年終數據顯示該年度教育投入完成目標，但事實上，資金可能只在最近才到位，這其實影響了一年的工作。評估院采取了按月評估方式，財政撥款當月沒有到位，下個月的評估報告就有所反映，將引起上級政府部門的注意。在這樣的推動下，各區縣撥付教育資金的及時性得到保障，以往最容易出現的拖欠工程款現象也少有發生。

梁平縣教委服務中心副主任石世維見慣了以往的評估總結，“竣工多少平方米，解決多少間功能性教室”，這些泛泛總結的數據最后交到他手里，代表“樓蓋好了”。對此，他雖心有疑慮，但也沒有辦法去驗證。

但在剛剛結束的重慶市“全面改善貧困地區義務教育薄弱學校基本辦學條件”評估中，他清晰地看到每個細枝末節：消防設施有沒有問題，校舍樓梯改造是否合格，室內采光是否達到標準，廁所蹲位改造情況如何……一項項細目，把新建的教學樓從上到下梳理了一遍。

看到這樣的報告，石世維心里踏實了。他覺得，“這下，他們說樓蓋好了，那就是真的蓋好了”。

專業價值，第三方的意義所在

“如果存在行政力量的干擾，那么評估就失去意義了”

為了更好地發揮評估院的作用，重慶市教委進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設。市教委把各處室的職能都重新梳理了一遍，凡是涉及評估的，一律刷掉，并先后下發3個文件，明確由評估院承擔評估工作。此后，市教委又實行權力“清單管理”，建立完善行政機關“正面”權力清單和學校“負面”清單，評估院則建立“任務”清單，進一步完善管、辦、評分離制度。

正如外界擔心的那樣，評估院也曾遇到體制內身份帶來的障礙。在一些評估的實施過程中，也曾有人前來“打招呼”。

在評估院發布重慶市基礎教育質量監測評價報告時，“一個自我感覺良好”的區排名靠后。消息一出，區領導很著急，龔春燕說，數據就是這樣，你們要自己找問題所在。

“我們不管你這個區產值高不高，還是有市常委在那里任職。任何人都不能篡改數據，必須要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用數據說話。”這是龔春燕對評估工作畫的一條底線。

評估院成立時，立下院訓“尺正明信”。評估院聲譽漸起之后，很多社會機構及教育評估公司找上門來，尋求合作。

某公司老總看中評估院的品牌價值，找評估院辦公室主任胡方商談，胡方說，合作可以，但是一定要嚴格按照事實，實事求是搞評估。

老總猶豫片刻說：“胡主任，我們是公司，還要生存，有時候也得說付錢方想聽的話。”

這件事讓胡方開始思考，評估院財政供養的體制內身份，反而有可能成為一個優勢。“我們不需要為生存發愁，這保證我們有足夠的耐心和空間去做應該做的事。”胡方說，“而且，我們可以和學校很緊密地配合，獲取一些核心數據，但社會機構卻未必有這樣的渠道。”

“社會力量不見得能與決策者的利益剝離開，而體制內的評估者也可視為立場中立。”長期研究智庫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朱旭峰認為，盡管體制外的第三方能盡量保證其獨立性，但是其評估的質量也有待檢驗。

重慶市教委主任周旭說：“市教委設立評估院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促進工作。我們接受各種評估監測，就是為了給工作提供導向，如果存在行政力量的干擾或者評估水平不專業，那么評估就失去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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