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農村歷時10年的大規模“撤點并校”政策，雖在2012年被國務院叫停。但隨著中國城鎮化程度不斷加深，中國農村的鄉村教育何去何從，仍然面臨抉擇。

東北師范大學農村教育研究所所長鄔志輝日前在一場由21世紀教育研究院和北師大“農民之子”社團共同舉辦的沙龍中披露，2014年，全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僅為55%，但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的城鎮化率，和全國義務階段學校的城鎮化率(指學校設在城市地區的比例)卻已分別達到83%和66%。兩項數值和2010年水平相比，均上升了18個百分點。與此同時，鄉村義務階段教育“弱勢化、空心化”的趨勢則在加劇。

在“后撤點并校”時代，大量的村小學和教學點關并，存留者質量亦堪憂，大多成為鄉村“最貧困的20%”群體不得已的選擇。另一方面，農村學生不斷進城上學，使近幾年內“教育城鎮化”的增長迅速，水平遠超全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的速率，使城鎮學校的“大班級”問題嚴重。

究竟中國農村教育規劃的下一步，是會進一步將有限的資源向城市傾斜，還是回歸基層鄉土？中國農村教育，是否將面臨新一輪的“撤點并校”壓力？新型城鎮化布局下的鄉村教育，又將何去何從？

參與前述研討會的與會者們表示，目前，學界和政策界對于中國農村教育的未來走向，仍存在不同的聲音。

“城滿、鄉弱、村空” 

東北師范大學農村教育研究所所長鄔志輝表示，2014年，全國縣域內小學的在校生比例和學校城鎮化率，分別為53%和27%；初中階段的這兩個數字則分別為74%和57%，較2010年水平均有大幅提升，足見初中和小學農村生源的城鎮化速度，遠遠快于全國人口的城鎮化速度。

而這一趨勢，又造成另一個顯著的現象：城鎮學校大班問題嚴重。據鄔志輝調研發現，2014年，全國城鎮義務教育階段每班人數達56人以上的大班級，占了全體班級中的21.7%；在廣西、河南、湖南等省份的城鎮地區，大班比例更高達45%以上。50人以上大班則達40%，接近一半。“我們調查中（發現），一個班70人、80人也都很普遍。”鄔志輝說。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憂心，“城鎮地區的巨大班額、超大班額和超大規模學校，在一些地區已經達到了令人震驚的程度，例如在河南信陽、周口地區，有的小學、初中最大班額達到150人，所有空間全部填滿，甚至有學生只能站著上課。這樣的大班額其實已經沒有教育質量可言，最突出的就是安全問題”。

鄔志輝認為，“進城人口在城鎮就近讀書”“學校撤并導致的人口集中”和“鄉村學校質量不高”等三個因素，共同導致了農村生源進城擇校的大趨勢和快速的教育城鎮化現象；他還指出，目前的人口城鎮化，其中有一部分就是由“讓孩子進城讀書”的需求直接帶動的。

與此同時，鄉村地區的義務教育卻持續凋敝。第一波“撤點并校”政策始于2001年。當時的初衷，是為了優化教育資源的配置,加速農村地區的城鎮化；但該政策推行十余年的過程中問題叢生；最基層的村小、教學點被裁撤后，學生多須到位于鄉鎮中心地帶的中心校就讀。但是，諸如“學生上學路途遙遠”、“中心校寄宿條件差”、“校車事故頻發”及“輟學率反彈”等負面效應，已讓“撤點并校”政策在2012年被國務院嚴格限制，但其后續影響仍在持續。

“撤點并校”政策遺留下來的局面是：寄宿生人數不斷增長，曾經繁多的鄉村教學點數量大規模下降，最終淪為農村“后20% ”群體的無奈選擇。

2014年， 全國的農村小學（包含鄉鎮及鄉村地區）共有17.51萬所，但這個數字只相當于1949年的50.5%。

楊東平表示，在中國農村偏遠地區和山區、牧區，仍然存在著很多學生數量在200人以下、甚至只有幾十個學生、三五個學生的小規模學校，支撐著無法進城上學、農村“后20%”弱勢人群子女的教育。

然而，在鄉村學校數量和學生數量雙雙減少的同時，由于失去規模效應，在基層鄉村地區維持學校營運的生均成本大大增加，提升農村學校質量更顯困難。

鄔志輝組織的調研顯示，鄉村學校辦學條件依然較差，地方政府缺乏支持鄉村學校的內在動力。

例如，2014年全國學校體育運動場館的面積達標率，在城市地區達到75.32%，但鄉村僅為50.71%。同時，鄉村教師缺乏、教學水平不高，鄉村教育質量也亟待提升。在一項對全國115所小學進行的調查顯示，鄉村小學除了語文和數學兩個科目達到100%開設，其余課程均沒有開齊。

此外，鄉村中小學校的學生寄宿比例大大提高，幼齡寄宿問題嚴重。鄔志輝提供的調查數據顯示，2014年，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寄宿生的占比達22.2%，其中小學生的寄宿比例達到11.2%，又以西部地區最高，西藏縣域內的小學寄宿生占比甚至達到80%。

鄔志輝表示，在“后撤點并校”時代，中國農村教育的形態出現了新的變化——“城鎮大班大校、小規模校（或教學點）、寄宿校三種形態同時存在”。

而三類學校又面臨不同的難題。

政策走向之爭 

鄔志輝稱，據人口研究推算，未來20年，中國農村人口還將減少三分之一以上，中國還有3億人要進行城鎮化。這意味著，城鎮地區在未來20年還將新增約3000萬義務教育的學齡人口。

在此背景下，農村教育的政策該往何處去，學界和政策界均存在著不同聲音。

有人提出，要用城鎮化思維來發展農村教育──即將教育資源進一步向城市傾斜，并在城區建更多的學校以緩解大班額問題。

但楊東平擔心，“這將使學校在農村消失”，同時還意味著新一輪更大規模的撤點并校將會啟動，進一步推動農村學生進城。

他認為，前10年推動的“撤點并校”主要撤的是村小學和教學點，把學生和教育資源向鄉鎮中心集中；但這一次，則有可能要進一步撤并位在鄉鎮中心的學校、把學生和教育資源向縣城集中。

鄔志輝認為，這一舉措成本不菲。若要滿足不斷涌入的學齡人口教育需求，城市壓力頗大，包括征地在內的資源需求多面。據他估計，“在城市里建成一個小學大致需要兩億資金，一所初中則是三個億”。

面對農村義務教育在城鎮化階段中面臨的兩難，鄔志輝和楊東平都把解決問題的目光放在了鎮級。

鄔志輝建議，下一步的重點應是加強對鎮一級教育資源的投入。楊東平同樣認為，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概念，其實是在鎮。

楊東平認為，加強鎮一級學校的建設已有成功案例。他介紹，在山西晉中市，湖北的黃梅縣、通榆縣，“他們是反其道而行之，(通過鎮級學校)吸引農村學生回流，解決了(城市學校)大班額的問題”，在那些地方，“學校硬件容易改善，也容易吸引教師”。

同濟大學城市規劃系副教授張立參與的一項調查顯示，中西部地區的農村人口更傾向于去小城鎮生活，在鎮和城市之間，約40%的人會選擇去小城鎮。

與此同時，楊東平、鄔志輝等人也呼吁政府，應繼續加大對農村小規模學校的支持。

“我們最近到鄉村學校去調研、去中西部看，鄉村學校剩下的孩子，真的是最底層的群體。有一些是孩子智力上出現問題，甚至老師都出現殘障這些問題，確實是最貧困的一個群體，他們是實在‘走不了’的，能走肯定也走了。”鄔志輝說。

楊東平介紹，最近一兩年,在國務院文件要求下，一些地方在過度撤并之后，根據村民需要恢復的教學點比較多。

2014年，農村村小的教學點相比4年前增長了約2萬個，有的地方一下子恢復了500多所學校，這亦引發了體制內的一些不同意見。但他認為，此類小規模學校將來會長期存在，這主要是由地理和資源條件所決定的。

鄔志輝認為，鄉村小規模學校、教學點是農村“后20%”群體的無奈選擇，是教育貧困的重災區，是教育現代化的短板，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重點難點還在鄉村。楊東平則指出，促進城鄉教育協調發展，方是治本之道，而這需要農村和城市同時做出回應。

更多精彩資訊請關注查字典資訊網，我們將持續為您更新最新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