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初三年級的學生來說，現在已進入明年中考的備戰階段。九年義務教育即將結束，學習生活面臨重要考驗。雖然我國高中階段毛入學率已達８６．５％，但是由于“普高”與“中職”比重不均衡以及評價指標單一等原因，家長們對于孩子能否考入重點高中依然放心不下，而是早早陷于糾結當中。

“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推動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和“逐步分類推進中等職業教育免除學雜費”。這些要求關系到廣大學生與家長的切身利益。落實這一精神有待于轉變觀念，深化教育改革。

上千萬中學生，不能走一條道

在許多學生家長看來，孩子考上重點高中、名牌大學不僅是理想的求學之路，甚至成為唯一的選擇。即便是成績不太拔尖的初中畢業生，也要硬著頭皮走上高考之路。

北京王女士孩子剛上初中，她對中考卻已經未雨綢繆。“一對一的家教一小時費用兩百多，雖然有些花費不起，還是咬著牙堅持。”她說，擔心孩子考不上好高中，今后考不上好大學。

在一家中考交流論壇上，有家長匿名向網友求助。“每次考完試，孩子就一遍遍問‘媽媽，要是我考不上怎么辦啊？本來很有自信的孩子，自從目標設定一所重點高中，已變得極度不自信。”她寫道，十二三歲的豆蔻年華，孩子卻一副憂郁的眼神，真不知該怎么面對她，請大家幫我。

沈陽初三學生王琪的父親說，孩子考上重點高中比較懸，因此一家人都很焦慮。“作為普通工薪家庭，我們沒能力每年花十幾萬送孩子出國，也沒有藝術、體育這方面發展的門路。所以只能靠孩子拼成績，通過考上重點高中和好大學謀未來，根本不敢嘗試別的路徑。”他說。

２１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認為，現在的基礎教育是面向升學的，所以一些學生在考取高中無望時就產生厭倦情緒，這是教育本身出了問題。對于農村學生來說，應該有升學、進城打工、建設新農村三條教育的道路，不能全走一條道。

社會轉型時期，許多觀念要變

記者采訪了解到，將中考視作“人生分水嶺”的家長不是少數。盡管義務教育法明確規定“學校不得分設重點班和非重點班”，但很多學校都在分。而且在一些學生家長眼中，能否順利考上“重點高中”是評判孩子是否有出息的一個重要標志。

社會評價體系有待轉變。在上海從事獵頭工作的沙女士說，如今招聘“看出身”已經浸透在各行各業，在一些國家事業單位的招聘啟事中，也明確要求重點大學畢業生。

沈陽市渾南一中初三年級主任孫振先老師說，“這一代父母經歷了社會快速發展階段，一些家長看問題的角度比較功利化，非常務實。有的孩子不適合上高中，即便上了重點高中，學業、心理都壓力很大，未必有利于未來發展，但家長還是要求孩子力爭。”

職業教育觀念有待轉變。在北京一家美容院工作的小倩是山西臨汾人，初中畢業后先后在太原、天津、北京的美容院打工。“剛畢業時在一家民辦教育機構學習中醫推拿，一年學費上萬元。后來發現在美容院打工根本不需要有關學歷或證書，于是上了半年就輟學打工。”

就學觀念有待轉變。襄陽市民李女士告訴記者，她的孩子在市區一所中職（兼辦高中）就讀。開學后發現，有些學生雖然學籍在中職部，人卻在普通高考班就讀，希望三年后參加普通高考。“孩子中考分數這么低，參加高考希望渺茫。”李女士很是糾結。考慮再三，她認為中職班大多是低分生，擔心孩子會沾染上壞毛病。于是，她也把孩子轉到了普通高考班。

在北京，由于城區報考人數較少，職業學校正在向郊區縣轉移。北京市教委９月出臺調整職業教育規模意見表明，到２０２０年，北京現有的１１６所中職校將縮減至６０所，未來選擇中職的機會會更少。

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范先佐說，學校教育要引導社會民眾的觀念轉變，而不是一味地迎合社會上錯誤的看法。家長與學校應該準確定位，不要“為了面子，傷了骨子”。

從就學到就業，提供多元選擇

如何進行高中階段的教育選擇？全國人大代表、東華大學教授嚴誠忠等專家認為，大多數國家在高中階段都要經過挑選分流，學生家長會根據孩子特長和興趣進行取舍。我國不少學生家長把中考當成孩子是否能成才的關鍵點，這是社會評價對孩子發展預期的一種扭曲。

嚴誠忠說，以英國為例，初中畢業可以選擇將來接受高等教育的Ａ等級，也可以選擇完成中學階段學習的Ｏ等級教育，人數基本是一半對一半。“我和我的女兒都是博士，但是外孫的初中學業不理想，在應試中屢屢遭受挫折，上了職校后，重新收獲了快樂和信心。”他說。

“家長們總是希望孩子讀高中，升大學，似乎這樣才有面子，才有尊嚴，歸根到底這是一種虛榮心。”范先佐說，職高和中職，本質是職業教育，強調升學，不僅不切實際，還會誤入歧途，造成教育資源和人力資源的社會浪費。

沈陽市造幣廠２４歲的鉗工張文良說：“我雖然畢業于職業院校，但操作能力、理解能力比很多大學畢業生都要強，所以并沒有覺得低人一等。”張文良希望，政府和社會徹底消除職校畢業生在待遇、職稱、職務等方面存在的政策性歧視，讓職校生和本科生有同臺競爭的機會。

專家呼吁，我國經濟轉型時期，不僅需要科技人才，而且缺乏“能工巧匠”。要讓更多的孩子選擇職業教育，取決于我們配套的政策，特別是教育以外的政策。當“能工巧匠”在一個國家地位較高時，自然有更多人選擇經過職業教育的培訓，成長為高素質的勞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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