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現代大學治理體系

目前，我國高校依然沿襲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行政化管理體制，實際上是行政體系在高等教育的延伸。行政化管理體制在計劃經濟時代對于堅持高等學校辦學方向、合理配置高等教育資源、維護高等院校穩定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伴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完善，高校行政化體制的弊端日益顯現，諸如辦學自主權缺失、共享資源能力不足等。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界定不清，院系辦學自主性不強，也阻礙著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和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建設步伐。高校大部分學術事務仍主要由行政權力決定，學術委員會、教師職稱評定委員會等學術機構的權力弱化，甚至淪落為“虛位”組織。行政權力剛性主宰學校內部資源，不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容易造成浪費。長期以來，校、院、系之間等級分明，且權力的重心主要集中在學校層面，作為實際辦學主體的院系，獨立性和自主權過小，院系創新發展動力不足，影響高校創新型人才的培養，阻礙高等院校的特色發展。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步入新常態，作為國家建設人才的重要培育基地，高校應主動適應經濟社會新常態需求，緊緊圍繞“立德樹人”根本任務，通過全面、深入的綜合改革，為國家培養更多創新型人才。

高校黨委應堅持統攬全局，主動優化黨委職能。堅持黨委統攬全局，在高等教育領域就是要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把握社會主義辦學方向不動搖，落實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堅持“黨委領導，校長負責，教授治學，民主管理”。堅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頭腦，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聚人心，不斷增強廣大師生員工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高校黨委應自覺優化黨委職能，統籌全局、梯次推進學校綜合改革的工作穩步前進，讓所有辦學要素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推動高校改革的創造性源泉充分涌流，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學校全體師生員工。優化高校黨委職能絕不是黨委職能的轉移或弱化，而是要提高領導素質、改進領導方式、優化運行機制、促進領導工作科學化：從號召型領導向凝聚型領導轉型；從指令型領導向協調型領導轉型；從權力型領導向服務型領導轉型；從經驗型領導向學習型領導轉型。

高校要深入推進依法治校，構建現代大學治理體系。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立善法于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國，則一國治。”立善法于教育，則教育治。依法治校與大學治理是依法治國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對高等教育領域的具體要求。高校須將法治理念貫穿大學管理和教育的全過程，牢固樹立依法辦學理念，建立健全大學內部治理結構。高校自身應做到自主發展、自我約束，以大學章程建設為依托，著力構建與現代大學制度相適應的制度體系，有效協調黨委和行政的關系、學校和學院的關系、教學與科研的關系、教師與學生的關系、中心工作與后勤保障的關系等，提高行政效率和擴大校務公開，完善廣大師生通過教代會、學代會參與民主管理的體系和機制，理順政府、社會和學校的關系，實現治理結構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應進一步簡化辦事手續和環節，避免機構職能交叉、設置重疊、權限沖突，降低管理成本，精簡管理層次，明確崗位職責，縮短工作流程，形成用制度管權、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的機制，真正體現大學治理的“無為而治”。要樹立“學院辦大學”的理念，進一步擴大學院辦學自主權，理順校院兩級關系。高校強化基層學術自治也符合高校發展的內在邏輯，規范保障院系等基層學術組織的自治權是激發學術活力的需要，有利于實現學科整合，提高管理效能。

高校要強化人事制度改革，著力提升高校人才培養質量。國家的強盛，歸根到底必須依靠人才；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我們也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渴求人才；沒有一支宏大的高素質人才隊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難以順利實現。這些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人才對于民族振興、國家富強的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圍繞著力提升人才培養質量，深化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建設一支高水平師資人才隊伍，應堅持引培并舉，造就一批具有國際視野的大師，為高校人才培養提供重要的師資保障力量。要探索教師崗位聘用制，實行分類管理，以崗位職責任務為核心實行目標管理，以崗位標準為核心遴選評價人才。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重點強化并充分體現績效工資的激勵作用，構建以崗位績效工資制為主體，年薪制、項目工資制等多元并存的收入分配體系。

高校要堅持辦學國際化，走開放式發展道路。高等院校應將國際化辦學切實納入學校綜合改革發展大格局當中，以中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和全球化趨勢為契機，緊緊圍繞培養具有國際視野高端人才的目標，加強與世界高水平大學、科研院所和知名企業的交流合作，積極推進在優勢特色學科領域共建國際聯合實驗室，加大與世界高水平大學合作辦學的力度，拓寬合作領域、創新合作模式，最終實現全方位、多層次教育教學與科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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