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視閾下的馬克思主義法律理論與實踐
——評《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通史》
數十年磨一劍。由公丕祥教授、龔廷泰教授主編的四卷本《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通史》(以下簡稱《通史》)的出版,實乃學界一大幸事。作為國內第一部全景式展現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史研究成果的學術力作,《通史》立足于對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經典論著的深刻解讀,系統梳理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的形成、發展和豐富的歷史,以深描的筆法展現了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史的恢弘畫卷。
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是整個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的原點。《通史》第一卷系統分析了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形成和發展的過程,深入考察了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的社會、思想背景與哲學根基,精準歸納了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的基本命題,最后從“法哲學革命”的角度深刻揭示了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在世界法律思想史中的重大貢獻與意義。列寧法律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與蘇俄革命與建設實踐相結合的產物。《通史》第二卷將視野轉入實踐,探討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在蘇俄的運用與發展,闡釋列寧法律思想,尤其是深入分析其對社會主義歷史條件下如何建設法制問題所作出的創造性貢獻。毛澤東法律思想、鄧小平法制思想、“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及其法律思想、科學發展觀的法學意義,以及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戰略部署與制度安排是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產物。《通史》第三卷專注中國問題,全景式展示了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中國化進程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在西方社會也產生著重要影響。《通史》第四卷將西方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產生和發展過程置于整個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的歷史進程中,全面勾畫了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的各有機組成部分,揭示了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對當代西方法學思想與實踐所產生的重要影響。
對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史的整體梳理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學術價值。首先,《通史》完整梳理了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發展的歷史過程,全面涵蓋了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的各有機組成部分,科學解讀了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的經典論著,系統總結了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的重要理論與命題,從而澄清了對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的種種誤讀,幫助讀者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的真實全貌。其次,作者努力通過系統而科學地編纂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史,凸顯出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是一個不斷發展的、具有歷史活力的開放系統。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在指導法律實踐的同時,亦在實踐中獲得持續性的、創造性的發展與豐富。這對于學界擺脫陳舊的、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研究范式的桎梏,回歸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的實踐品質,在新形勢下進一步促進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的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雖然《通史》以歷史的面貌呈現出來,但其意圖直指現實。歷史證明,馬克思從來不曾離開,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夠與時代的法律理論與法律實踐發生“歷史性的融合”,通過一種“不在場的在場”,對不同歷史時期和思想意識發揮持久性影響。對中國而言,當代的“中國問題”與馬克思主義思想學說之間事實上形成了某種邏輯上和思想上的關聯,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思想學說的必要組成部分,在中國現代法律變遷史上同樣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可以說,認識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就是認識當代中國法學理論與實踐自身,這正是該書全景式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史向我們揭示出的關鍵問題。
正如馬克思所說:“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社會發展離不開思想的引領,偉大的思想理論會轉化成改造社會的物質力量。作為一種被世界公認的偉大思想,馬克思主義對人類的命運產生了歷史性影響,并成為人類重要的思想寶庫。當社會發展面臨重大問題時,人類的智慧總是會從已有的思想中尋求啟示,開創出社會發展新路徑,馬克思主義因此被不斷提出和研究。如果說馬克思主義在西方更多地被作為一種理論學說而受到人們的重視,在中國則更多地與改造社會、振興國家的實踐使命相關聯。
首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實踐意義上的,即基于中國問題的需要。這就是毛澤東在1938年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報告中提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境”“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這一中國化戰略的重要原因。如何更好發揮馬克思主義對中國問題的效用,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重心,也是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精髓所在,更是當代中國法治建設面臨的實質性問題。
其次,中國的法治建設需要有科學的理論指導。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國的法治建設有著重要的指導價值。但是,這一指導的本身就是一個中國化的過程,必須尋求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與當代中國法治建設問題的內在邏輯及其在中國環境應用的方法與路徑。研究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的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其基本宗旨是要實現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從理論建構到社會實踐的互動,在科學把握馬克思主義經典法律觀的基礎上,立足于中國問題探究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的應用模式與路徑,可能產生的問題和對策,使具有普適價值或普遍原理意義的經典理論與具有個體特色的中國社會現實合理對接,并產生良好的社會效果。在這一過程中,既要防止對理論的拒斥心態,也要防治理論綁架現實;既要讓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引領當代中國法學研究和中國特色法治建設的方向,也要讓其成為化解社會矛盾、創建和諧法治最有效的思想理論來源,產生出實踐性效果。通過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的現實價值,達成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大眾化的效果。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要求,“圍繞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推進法治理論創新,發展符合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特色、體現社會發展規律的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為依法治國提供理論指導和學理支撐”。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以法治理論創新引領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實踐。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思想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本質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法治問題上的理論成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法治建設領域的邏輯延伸。如果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中國化的重要成果。馬克思主義法律觀深刻分析了法律現象,科學闡述了法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強調法的主觀意志性與客觀基礎性的統一,強調尊重和保障人的自由。這是我們認識法律現象和法治體系的基本思想指導。
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必須深入論證馬克思法律思想與當代中國法治建設的內在邏輯聯系,深入論證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從知識建構到社會觀念、從國家到社會的內在邏輯和形成機制,使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歷久彌新。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是實踐的法律思想,理當展現其強大理論解釋力,以現代視角回答法治中國建設新問題。這就需要全面整理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體系,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經典著作,準確理解和掌握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基本內容。《通史》正是在這方面所做的一次重要努力。
古人說:“盛世修典。”對于法學研究來講,全面依法治國戰略的展開不但為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要回答如何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建設法治中國這樣的根本問題,必須回到問題的源頭,回到問題的整個發展史,亦即回到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的歷史演進。就此而言,《通史》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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