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時中國大學的風采與氣象
作者近照 資料圖片
曾被魯迅譽為“中國最為杰出的抒情詩人”的馮至，抗戰時任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外國語文學系教授，晚年曾撰《昆明往事》，開篇便是：“如果有人問我，‘你一生中最懷念的是什么地方？’我會毫不遲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繼續問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來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覺得更健康？什么地方書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讀書更認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書，又寫作，又忙于油鹽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連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昆明。’”這段話，若將地點及校名抽離，代入自己所在的區域與大學，可作為無數抗戰期間內遷的中國大學師生的共同心聲來解讀。至于后世讀者，面對如此跌宕且輝煌的“往事”，很難不肅然起敬。
90%的大學內遷
1937年7月，抗戰全面爆發，面對強敵，國民政府提出以空間換時間，即所謂“苦撐待變”。因此，也就有了近乎不可能的大撤退——在有限的時間內，實現了政府內遷、工廠內遷、企業內遷、學校內遷、文物內遷等。如此大規模內遷，“衣冠西渡”，沒有喪失戰斗意志，固然很不容易；而西南大后方接納和安置了大批內遷的機關、工廠、學校和人口，保存和發展了抗戰力量，同樣值得高度贊許。本文所講述的“戰時中國大學的風采與氣象”，必須放置在如此大背景下，才能看得清楚。
最初的激烈動蕩剛剛過去，遷徙后方的大學也基本站穩了腳跟，出于總結經驗、自我鼓勵以及招收新生的需要，大學開始“講故事”。商務印書館1941年1月10日刊行的《教育雜志》第三十一卷第一號乃“抗戰以來的高等教育專號”，加上以后幾期雜志，總共講述了37所大學“抗戰以來”的情況；與此相映成趣的是重慶獨立出版社1941年3月所刊《戰時全國各大學鳥瞰》（王覺源編），全書收文47篇，也就是說介紹了47所大學。而1941年10月25日延安《解放日報》第3版刊有《抗戰后專科以上學校集中區域》，此文原為表格，分作“區域”“學校”“學生數”三欄，提及不少前兩種書刊遺落的大學。綜合起來，1941年仍在招生的中國大學，除了三個文本共同涉及的28校，加上《教育雜志》介紹的8所、《戰時全國各大學鳥瞰》談論的19所，以及《解放日報》提及的29所，共84所。戰前中國大學僅108所，也就是說，八成以上仍在堅持，其中辦在上海租界的15所，堅持在北平的6所，其余67所則努力轉移到國民政府控制的區域。必須說明的是，最初統計時，便已排除了不被國民政府承認的“偽北京大學”“偽中央大學”，以及辦在東三省的若干“偽校”。
從最初的慌亂中喘過氣來，五分之四仍在辦學的專科以上學校，竟然屹立在國統區，這個數字非常可觀。必須略加厘清的是，首先，上述專科以上學校，不一定都是內遷的，包括本地原有的大學（如四川大學、云南大學）；而且，“西遷”雖是主流，也有在省內遷徙的（如廈門大學、河南大學）。其次，《解放日報》所刊表格，附注中已經說明：“陜甘寧邊區及敵后各抗日根據地不在內”。而熟悉中國現代史的人都知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陜北公學、魯迅藝術文學院、延安大學、華北聯合大學等，雖沒有被納入國民政府主導的高等教育系統，但辦學宗旨別具一格，日后人才輩出，同樣值得高度重視。第三，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北平及上海等地又有不少高校停辦（協和醫學院、滬江大學）或內遷（燕京大學遷成都、交通大學總校遷重慶），中國大學版圖發生很大變化。第四，最近二十年，隨著學界研究的日漸深入，抗戰中大學內遷的數字在不斷增加。不談辦學規模及學術水平，單從數字看，在戰事失利、國土大面積淪喪的極端不利狀態下，竟然有大約90%的中國大學辦在原本教育及文化相對落后的大西南西北，這實在讓人驚嘆。
戰時如平時
戰時中國大學的內遷，乃是“為了保全國家元氣”，其間國民政府之決定遷移大計以及撥給相關款項，確實大費周章；可我更看重的，還是各校師生員工的勇敢與毅力。最近二十年，各大學在編寫校史時，都會強調其抗戰時期的內遷路線、過程、場景及人物；而文人學者以及廣大讀者也對此感興趣，相關出版物很多。這里略加概括，提點抗戰中中國大學大批內遷的意義——保存學術實力，賡續文化命脈，培養急需人才，開拓內陸空間，更重要的是，表達了一種民族精神以及抗戰必勝的堅強信念。具體說來，戰時中國大學的內遷有如下特點：第一，不是個人逃難，而是集體行動，且一路上弦歌不輟；第二，教學上，不是應急，而是長遠打算，所謂“戰時如平時”，更多著眼于戰后的建國大業，保證了戰時培養的大學生的質量；第三，學術上，不是倉促行文，而是沉潛把玩，出有思想的學問，有情懷的大學者——這一點人文學尤其明顯；第四，廣大師生因大學西遷而見識中國的遼闊與貧困，于流徙中讀書，人生憂患與書本知識合一，精神境界得以提升；第五，大后方傳出的朗朗讀書聲，代表某種文化自信與道德優勢，召喚無數淪陷區的青年學生，穿越重重封鎖線前來求學；第六，除了具體的學術成果，大學內遷為西南西北播下良好的學術種子，此舉對于中國教育平衡發展意義重大。
八年全面抗戰，漫天烽火中，中國大學大規模內遷，大部分教授響應號召，隨大學輾轉遷徙，且一路弦歌，其精神與氣象，值得后人永遠追懷與記憶。我曾撰文辨析，如此壯舉，古代中國沒有，同時期歐美名校也沒有。但抗戰是全民族的事，各行各業都有可歌可泣的故事、可敬可賀的業績，大學只是其中的一環。談論抗戰中中國大學的“光榮與夢想”，不宜抽離大背景——前方將士的浴血奮戰，政府的籌劃以及民眾的支持，再加上師生們勠力同心，方才成就如此不朽功業。如今硝煙遠去，大學師生在追憶這段往事時，不宜自我膨脹，只講“弦歌不輟”的意義，忘了這瑯瑯書聲背后有巨大的支持與犧牲。
談論抗戰中的中國大學，著眼于政治史、思想史、教育史，會有不同的論述策略。在如此艱難的狀態下，大學維持正常的教學秩序，不墜青云之志，令后人無比欽佩。只是眼下諸多回憶及論述，講政治立場的多，講教學狀態的少。談前者，無數感人的故事與場景，可信手拈來；談后者，牽涉大學的制度建設以及整體的精神氛圍，更需仔細分辨。在一個全民抗戰同仇敵愾的時代，大學的風采與氣象，不僅體現在政治立場，更落實在具體的教育宗旨與校園氛圍。
教學、師生與學術
對比十年文革的荒廢學業，或近二十年的急起直追，全面抗戰八年中國大學的教學狀態可圈可點。著眼于對當下中國大學的啟示，我愿意特別強調以下三點：第一，以教學為主；第二，注重師生關系；第三，堅持學術標準。
內遷大學的教授們，在十分艱難的環境下從事學術研究，照樣有很好的業績，這點很讓人欣慰。但不同專業的學者，受戰爭影響深淺不一。人文學教授雖也有圖書資料匱乏的困擾，但可以另辟蹊徑，凸顯著述的見識與情懷；理工科教授不一樣，講課沒問題，若需要精密儀器配合，則不免捉襟見肘。西南聯大物理學系教授吳大猷在回憶錄中談及，他如何請北大校方在崗頭村租了一所泥墻泥地的房子做實驗室，找一位助教把三棱鏡等放在木制的架子上，拼湊成一個最原始的分光儀，試著做一些拉曼效應工作。“我想，在20世紀，在任何實驗室，不會找到一個僅靠一個三棱鏡，并且是用一個簡陋木架做成的分光儀。”靠如此簡陋的儀器做實驗寫論文，實在也太難為教授們了。實驗設備不足，科技情報缺乏，很難追蹤世界學術前沿，這本是治學的嚴重缺陷，可內遷大學的教授們，因地制宜，揚長避短，限制研究生培養，改為以本科教學為主。教書為主，科研為輔，使得抗戰中中國大學的教學水準值得夸耀。以西南聯大為例，截至《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出版的1996年，聯大教師中被評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的有69人，學生中被評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和中國工程院院士的有80人，合計149人。此外，日后赴美深造并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楊振寧，在《〈超晶格〉（1945）之后記》中稱：“想起在中國的大學生活，對西南聯大的良好學習空氣的回憶總使我感動不已。聯大的生活為我提供了學習和成長的機會。”與今日中國大學拼命發展研究院不同，西南聯大等內遷大學真正得意之處在本科教學。這些受過良好訓練的本科生，日后因緣際會，或出國繼續深造，或在實踐中自己探索，逐漸成為一代名家——這或許是西南聯大等內遷大學留給我們的最為深刻的啟迪。
戰時內遷的中國大學，一般辦學條件都很差，靠什么支撐度過重重難關，除了民族大義以及抗戰必勝的信念，還有師生間的相濡以沫。西南聯大遷昆明后，1938年春曾在蒙自設文法學院，負責籌備的鄭天挺教授日后回憶：“西南聯大的八年，最可貴的是友愛和團結。教師之間、師生之間、三校之間均如此。在蒙自的半年，已有良好的開端。同學初到蒙自時，我每次都親到車站迎接，悉心照料，協助搬運行李。其他教授亦如此。”這種師生親密無間，除了中國書院傳統，某種程度上也是戰時經濟困難以及生活空間縮小造成的。著名史學家、當年聯大歷史系助教何炳棣，晚年在《讀史閱世六十年》中提及：“我相信當時‘聯大人’的日常活動半徑不會超過25或30分鐘的步行，生活空間如此急劇的緊縮是造成聯大高度‘我群’意識的有力因素”；“從1941和1942年起，持續的惡性通貨膨脹，逐漸使一貫為民主自由奮斗的聯大，變成一個幾乎沒有‘身份架子’，相當‘平等’、風雨同舟、互相關懷的高知社群。”而著名數理邏輯學家、當年聯大研究生王浩，也在回憶文章中稱：“教師與學生相處，親如朋友，有時師生一起學習新材料。同學之間的競爭一般也光明正大，不傷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討論，以增進對所學知識的了解。離開昆明后，我也交過一些別的朋友，但總感到大多不及聯大的一些老師和同學親近。”
既學術也精神
戰時中國大學最令人感嘆的是，在那么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始終沒有放低教學質量與學術標準。閱讀諸多大學的校史檔案，辨析其課程設計、考試方式以及論文答辯等，對此深有體會。這里僅以1941年《教育雜志》第三十一卷第一號所刊二文為例，看遭遇轟炸后大學的表現。1939年10月13日日機轟炸昆明的西南聯大，投下百余枚炸彈：“師范學院全部炸毀，同學財物損失一空；文化巷文林街一向是聯大師生的住宅區，也全炸毀了；在物質方面，日人已經盡可能地給了打擊。然而，就在轟炸的次日，聯大上課了，教授們有的露宿了一夜后仍舊講書，同學們在下課后才去找回壓在頹垣下的什物，而聯大各部的職員，就在露天積土的房子里辦公，未曾因轟炸而停止過一日。”同年1939年2月5日，日機十八架侵入廣西宜山，專炸浙江大學，共投彈118枚，教室及宿舍受損嚴重：“惟學校經此次猛烈轟炸后，不得不加以整理，于是停課三日，于二月九日照常上課。”如此緊張的局面，一說遇炸次日照樣上課，一因停課三天專門記錄在案，可見校方對于學業的重視。后文開列抗戰以來浙大由杭州而建德、而吉安、而泰和、而宜山、而遵義的遷徙歷程：“雖迭經播遷，而每學期實際上課之周數，平均在十八星期左右，若加繳費注冊選課等時日計之，則近二十星期矣。”所有在大學讀過書或教過書的人都明白，這等于說，浙大即便在遷徙過程中，也都不曾停過課。
幾乎所有關于內遷大學的追憶，都在強調“生活上的艱難”壓不住“精神上的愉悅”。當初也有不少抱怨，日后卻全都成了美好的回憶。內遷大學之所以值得永遠懷念，不妨借用馮友蘭談及抗戰初期組建長沙臨時大學的一段話：“中國的大學教育，有了最高底表現。那個文學院的學術空氣，我敢說比三校的任何時期都濃厚。教授學生，真是打成一片。……那一段的生活，是又嚴肅，又快活。”其實，放長視線，眾多內遷大學，最讓后來者懷想不已的，正是此逆境中師生“打成一片”，一起經歷苦難，一起探索學問，因而，“又嚴肅，又快活”。這一工作狀態，在我看來，既學術，也精神，乃大學之為大學的理想境界。
抗戰期間，中國大學不僅沒有潰敗，還發展壯大，此舉放在整個中國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談論或炫耀，都毫無愧色。此乃中國現代大學史上最艱難但也是最意氣風發的時代，其理想與情懷是后來者所望塵莫及的。如何描述此等奇跡？單靠冷冰冰的數字或教科書式的總結，很難體現我的敬畏、緬懷與景仰，于是，不揣冒昧，以文學性的“風采與氣象”為題，希望讀者能心領神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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