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昨天開始，在華東理工大學師生自辦的眾籌網上付出1元人民幣，就能夠參與該校青年教師朱憶天的國家社科重大項目“尋找‘南洋姐’——日本慰安婦制度系列研究之一”。在朱憶天看來，這不僅是為科研項目籌集資金，更在于通過眾籌，讓更多的人關注這一研究，他認為：“目前我國對慰安婦制度研究與日本左翼學者對此的研究并不在一個層面，這為我們解決這一遺留的歷史焦點問題帶來了困難”。

朱憶天于1997年到2008年一直在日本進行研究，經歷了小泉時代日本逐漸走向右傾的過程，而右翼勢力在日本的日漸抬頭，使他開始從歷史和國家制度發展的層面來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慰安婦制度問題。

慰安婦問題是東亞地區戰后遺留下來的焦點問題之一，作為研究基礎的慰安婦原始證據史料的發掘工作，已取得了相當成果。但在朱憶天看來，現有的研究大多數偏重于日軍侵華時期這一制度出籠后罪惡的史實研究，對于這一制度的形成過程卻鮮有研究，這就為日本右翼學者在所謂日本傳統文化的“掩護”之下為慰安婦制度貼上“免罪符”提供了操作空間。

其實，慰安婦制度之所以是日本國家層面的制度，而不是如日本右翼那樣所說是商業性的行為，從“南洋姐”的研究可以看出。所謂“南洋姐”，指的是1870年代至1920年代大批涌向海外賣淫為生的日本青年女性，在日本文獻中，也常被稱為“娘子軍”、“丑業婦”。他們的足跡，遍及世界各個角落。日本電影《望鄉》中的主人公阿崎婆便是“南洋姐”的典型縮影。

不僅是南洋姐、慰安婦，其實在日本“文明開化”和“富國強兵”的現代化過程中，堆砌著一代又一代底層女性的屈辱與悲哀。朱憶天說，他在日本研究時發現了大量的史料，1870年代至1920年代，這些“南洋姐”的海外收入是日本外匯的第四大收入。政府不僅鼓勵這一做法，甚至還在日俄戰爭時讓軍隊確保這一人群的安全。客觀上，這一制度推動了近代日本資本積累，成為其向海外滲透、擴張的“急先鋒”。同時，日本各殖民地之間“南洋姐”的人口大流動，助推東亞及東南亞地區女性人身買賣網絡的形成，這也是日后慰安婦動員的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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