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歸補充戰時師資

抗戰初期，中國高等教育幾欲崩塌。原本集中在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的許多大學毀于炮火或淪于敵手，學校一再搬遷，圖書、科研設備殘破不堪。最為緊迫的是，大學育人教學的中堅力量——教師數量一度銳減。據國民政府教育部統計，抗戰爆發后，全國大學教職員總數比戰前減少27%。一些人甚至主張：大學在炮火的熾煉中，已變為抗戰的累贅，需要加以廓清。

此時，大批中國留學生從美國、歐洲、日本等地返回祖國，并以一己之長，投身中國教育事業，緩解了大學教師青黃不接的態勢。

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聯合組建的西南聯大，是戰時中國規模最大的高等學府。據統計，1941年時聯大179名教授和副教授中，156人有留學經歷，占87%。全校5個學院的院長均為留美博士，26個系的系主任，除中國文學系外，皆為留學歸來的教授。

這些教授按照留學時間先后可分為兩代。較早出國的主要梅貽琦、張伯苓、陳寅恪和劉文典等人，傳統國學烙印于身，大多集中在中國傳統學科，如歷史、文學、哲學等。

而作為晚輩的錢鍾書、陳省身和華羅庚等人，雖然也受過傳統文化教育，但在接受程度和思想意識上遠不如前輩那樣深刻。他們留學歐美后，接受了比較完整的西式大學教育，他們中的一些人成為中國新興人文學科的創立者，如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和教育學等，一些自然科學的新學科也是在這批新生代教授手中發展和成熟起來的。

前沿課程和可觀成就

具有留學經歷的學者們曾于歐美進行學術研究，使得戰時地處西南邊陲、幾乎與世隔絕的西南聯大仍能與世界前沿學術理念接軌。

例如，數學系的必修課程與戰前清華大學的課程設置基本相同，而選修課則較多，內容新穎，有些屬于當時世界數學新領域的課程。這些課程多由新歸國的青年教授講授，如華羅庚的《解析數論》和《連續群論》等；陳省身的《黎曼幾何》和《拓撲學》等；許寶馬錄的《數理統計》也是當時國內最早開設的應用數學課程。

他們還和其他系的新歸國教授實行跨學科聯合開班授課。1939年，華羅庚、陳省身與物理系的王竹溪教授合開了一個“李群討論班”。此外，聯大物理系、經濟學系等院系的歸國學者均開設了一系列緊跟國際學術最新思潮的課程。

然而，戰火燎原之際，昆明亦不能幸免。1940年9月，日軍占領法屬印度支那，日軍飛機從河內到達昆明只需2個多小時。國民政府的空軍力只需2個多小時。國民政府的空軍力制空權。這年年末，日軍頻繁空襲昆明。但是，即使在防空洞里，這些醉心學術的教授仍筆耕不輟。

一次敵機轟炸，把防空洞震塌了，華羅庚被埋在土里，幸好頭露在外面，在別人的幫助下，費了很大勁他才從土里掙脫出來。

有機化學家黃鳴龍1940-1943年任職于昆明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兼任西南聯大化學系教授。當時科研條件惡劣，他想方設法，就地取材，從中藥房買來驅除蛔蟲的植物藥山道年，用鹽酸、氫氧化鈉和酒精等普通試劑，在頻繁的空襲警報干擾下，進行山道年及其一類物的立體化學研究。

黃鳴龍在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在一系列實驗數據的基礎上，坐在昆明的防空洞里，進行綜合分析、反復思考，從而推斷出它們的反應機理。”

在敵人封鎖、缺乏資料的情況下，教授們仍取得了可觀的學術成就。理科方面，1941年，華羅庚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數學名著《堆壘素數論》；物理系吳大猷的《多原分子之結構及其振動光譜》在國際上很有影響。

地質地理氣象系由于教學儀器和設備較為缺乏，教師們改變教學方式，到野外進行實地教學。留美教授袁復禮帶領助教和學生，前往四川的興文、古藺，以及云南鎮雄等地分頭進行野外實習，采集地質標本。袁復禮還和另一位留美教授馮景蘭前往西康做地質礦產調查，發現了麻哈金礦和滎經銅礦。

工學院的留美教授們則結合實際編訂了一批教材。陶葆楷編有《給水工程》《下水工程》《軍事衛生工程》；吳柳生編有《工程材料試驗》等，把英制改為公制，采用中國所制定的規范。

在水力工程方面，1938年土木工程系與資源委員會合作，組成由施嘉煬主持的“云南省水利發電勘測隊”。經過2年，完成了2期勘測任務，提出了初步的水利資源開發計劃，設計了一批小型水電站。

文科方面，金岳霖有《論道》等3部書出版，湯用彤有《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等書出版。現代中國人口學的開拓者陳達，曾率領一批人沿滇池各縣進行人口調查研究工作，取得大量的數據和資料，并出版《中國人口問題文獻索引》等書。

“布東考古布西算，專業不同心同仇”

風雨如晦時，經歷相似的留學教授們惺惺相惜，守望相助。

著名數學家陳省身與華羅庚相識已久。抗戰爆發后，兩人陸續回國，在西南聯大數學系任教。開始時，陳省身、華羅庚和王信忠3人合住一房間，每人一床、一椅、一小書桌、一小書架，擺滿一房間。

華羅庚與家人團聚后，又曾與聞一多一家共同生活在一間16平米的茅草屋里。聞一多家住屋子東頭，華羅庚家住屋子西頭，以一塊花布相隔。下雨時，兩家孩子一起把臉盆、漱口缸和飯缸等聚集起來，抵擋漏雨。

后來，華羅庚寫了一首小詩，描繪那段生活：“掛布分屋共容膝，豈止兩家共坎坷，布東考古布西算，專業不同心同仇。”

生活拮據是教授們普遍面臨的問題。1941年12月，西南聯大常委會在一份報告中提到：“乃自暑假以來，物價又復飛漲，比于戰前多高至30倍以上。”“同人等薪津平均每月不及600元，以物價增長30倍計，其購買力只等于戰前之十七八元，平均五口之家何以自存。”

到1943年春，“形勢更見得嚴重”，“教職同人幾于沒有一個不靠舉債與售賣物品度日。到了今日，大部分的家庭已經是無債可舉，無物可賣。平居如此，遇著疾病，其窘況更可想而知。而窮窘的環境之下，疾病又偏偏的多。”

有時，教授們走在路上，遇到乞丐，只得無奈攤手：“我是教授。”乞丐聽聞掉頭便走，連他們也知道，教授們窮得叮當響。

窘困至此，教授們仍于三尺講臺上兢兢業業，以傳道授業為重任。

自從化學系的朱汝華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執教，冰心放下教鞭回歸家庭后，畢業于美國密歇根大學的吳素萱便成為聯大唯一的女教授。吳素萱對功課異常認真，對同學也很熱情。她在生物系教授解剖課程，常告訴同學既然決心學生物，就要對生物學有點貢獻，不要離開學校就改了行。

獲得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的馬大猷在聯大電機系教授電工原理、實用電子學、電訊網和電波學，講課時操一口清晰而穩慢的北平話。他對聯大的歸屬感非常強烈，出口常常是“我們聯大”“我們工學院”“我們電機系”。

費正清曾于1942年訪問西南聯大，與陳福田、張奚若和錢端升等12位教授有過交流。他認為，他們是“中國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熏陶的學術界人士中間的精英”。

這些目光卓遠的留學教授們，出于對學識的尊重和對國家興盛的希冀，萬里迢迢回到故鄉，穿越重重硝煙，落戶西南，為中國的未來培育棟梁。

在專業方面，這些教授的學術體系相對西化，但在思想深處和道德層面，中國傳統文化則成為一種內核，深入骨髓。他們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展現出深邃而多元的精神風度。

正是有了他們，以及和他們一樣堅守在教育戰線的學者們，戰時中國的文化命脈得以存留、傳承，進而彰顯、宏大。

那時那地，一方紙墨，似有千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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