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時中國的寶貴資源
20世紀上半葉，中國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淖之中，國人將攘外御侮、振興中華的希望寄托于留學生身上。時稱：“留學生者，二十世紀最美之詞也，新世紀之主人翁也。”當時，留學生多為國內青年之佼佼者，或學富五車，或志向宏遠，或出身名門，均肩負著親朋好友乃至社會和民族的殷殷目光。而他們也不負眾望。近現代中國幾次大規模的反帝反封建運動，如辛亥革命、拒俄運動、反對“二十一條”、新文化運動、北伐戰爭等，均以留學生為先導，國內知識界接應于內。留學生們率先受到外國文化的濡染，往往學貫中西；在中國新文化、新政權乃至新社會的構建上，他們更是身先士卒。其中出類拔萃者，往往兼具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開拓進取的實干能力與開闊深邃的修養學識，是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
留學生雖身在遠洋，但當祖國面臨危難或迎來劇變之時，大多數留學生便會毅然返鄉，與祖國同舟共濟。從1872年清政府開始派遣留學生算起，至抗戰時期，學成回國的留學生近10萬。到抗戰時，除去年老體衰和逝世者外，至少尚有5萬人活躍在中國的各條戰線上。
這樣一批精英人才，無疑是戰時中國一筆寶貴的人力資源。在戰時中國的各種社會群體中，留學生們都具有其他群體無法比擬的能量。翻閱當時的中國各類名人錄便會發現，留學人才遍布各個領域，從黨政要人、軍事將領到文壇巨擘、學界名流，留學出身者比比皆是。他們的所作所為，無論在積極方面，抑或消極方面，均對戰時中華民族的前途和發展影響甚大。
抗戰前夕的救亡活動
留學生群體的抗日活動可以往前追溯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當柳條湖畔的槍聲響起，留學歐美日的學子們從各自或艱辛或放逸或狹隘的生活中猛然驚醒，匯聚成一股大潮，在異鄉為國發聲，為民請愿。
身處大洋彼岸，歐美留學生們雖然無法直接參與反日活動，但他們積極與聞國事，關注國內局勢的變化。每逢國內重大事件發生，他們的關注和呼聲，常通過一封封言辭懇切的通電、宣言、信函，跋山涉水回到祖國，振聾發聵。此外，他們利用國外的地理優勢和學術專長，為抵抗侵略奔走呼號，聯合華僑的力量，同時開展學術研究，為抗日進行國際宣傳。這些活動一直延續到抗戰爆發。
在日本，由于更接近事件中心且深處敵國，留日的中國學生更加群情激昂。“九一八”事變次日，他們即宣布全體罷課。9月29日，大阪、京都、仙臺、名古屋、長崎等地的中國留學生舉行集會。許多留日學生當即回國，向當局請愿，內容包括：反對不抵抗主義，立即對日宣戰，收復失地；反對壓迫民眾的抗日救國運動；促進統一和平，嚴懲主持東北“獨立”運動的賣國賊；從速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實行強硬外交。這些要求幾乎囊括了上世紀30年代國內歷次群眾性抗日救亡運動的目標和要求。
此外，留日學生還積極向國內民眾宣傳抗日，宣告日本侵略滿蒙的陰謀；組織日本研究會，向國內民眾介紹日本情況。這些宣傳不局限于平津滬等大城市，而且涉及農村，雖然宣傳廣度有限，但意義十分重大。
奔赴祖國投身抗戰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的槍炮聲如一顆驚雷，九州為之撼動，余震波及海外。留學生們按捺不住內心的使命感和愛國之情，紛紛回國。
至1937年9月上旬，歸國留日學生近4000人。中國新聞名家劉尊棋回憶“七七”之夜在東京時的感想說：“這一夜，我一刻也不能安靜入睡……哦！抗日戰爭！偉大的神圣的抗日戰爭！我一天都不能再停留下去！我要立刻投身到戰火里去！”
與此同時，留學歐美的學生也絡繹不絕地踏上了歸途。抗戰前夕，中國留學歐美學生總數約4000人，抗戰爆發1年內回國者近2000人。這些留學生很少考慮個人前途，唯一的念頭是為祖國的抗戰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他們中的很多人，或出國未久，或學業未竟，均毅然中斷寶貴的留學機會，放棄了即將到手的學位。還有一些老留學生，已在國外成家立業，也不惜丟下事業和安逸的生活，別婦拋雛，回歸祖國。
1931年底負笈巴黎的女留學生郝郁文，“當時一心想成名成家，為中國女輩爭口氣”。抗戰爆發時，她正在加緊準備應考博士學位。面臨個人前途與民族前途的抉擇，她毅然放棄了前者。她說：“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即使獲得博士學位也還是要當亡國奴。目前當務之急，是為民族的生存而抗日。”正在意大利那波里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著名昆蟲學家周堯，對挽留他的導師說：“大蟲（指日本侵略者）不殺，殺小蟲（指植物害蟲）何用？”甫抵廣州的翌日，他就報名參加了廣東地方軍第187師，脫下洋裝，換上一身戎裝，10天后就隨軍開赴河南抗日前線。
發揮所長助力抗戰
許多海外學子歸國后，顧不上回鄉探親，而是直接奔赴救亡第一線。但國民政府忙于戰事，無暇顧及歸來的莘莘學子。更令留學生們心寒的是，國內同胞們對民族危亡混沌不覺，市民大多平靜而麻木。
國內外氣氛的巨大落差使得歸國學子深感喚起民眾抗日意識之迫切。他們通過組織戰時工作團、宣傳隊、演劇隊，以演講、戲劇、募款、辦刊、著書等方式，輾轉于沿海內地的城市或鄉村，不遺余力地宣傳抗日，努力動員國內各階層人士，團結一切力量一致抗日，成為中國戰時輿論宣傳的一支生力軍。
國際宣傳是留學生報國的獨特方式之一。“九一八”事變之后，海外留學生或通過社交積極聯絡同情中國的外國友好人士，或多次派代表參加國際會議，致電致函國際聯盟，要求國聯制裁日本。他們也通過國際性演講會、討論會等進行宣傳。
文字刊物更是宣傳的主力。留學生們以外文撰寫文章，出版刊物。此外，他們利用國內寄來的資料，為外國報刊撰寫評論文章，或將各種抗日消息翻譯成外文，交由同情中國抗日的外國報刊發表，以糾正一些外國報刊中關于中國問題的謠言和不切實的消息。
此外，留學生們與國內有志青年一樣，積極投身于御敵前線，任職于政府部門、宣傳組織、教育機構，以一支筆或一桿槍，在各個行業和領域，發揮自己的作用。
首先，留學生們積極利用自己在國外吸收的先進知識和技術，為國效力。在抗戰正式打響之前，留美學生即按各人專業，組成不同的研究小組。如工程組討論軍事工程及人才供給問題；自然科學組研究國防、戰時利器和戰時衛生等問題，然后將研究所得寄往國內相應的機關和部門以供參考。
歸國之前，許多學子即認識到純學術對于救國的用途微乎甚微，于是他們注意研習與戰爭相關的學科，如燃料、醫藥、軍工生產等。回國后，他們在國內艱苦的條件下，結合軍事需求展開研究，為軍隊提供先進軍事設備。
著名光學家龔祖同曾留學德國，回國后他刻苦鉆研，在1938年試制成功中國第一臺軍用望遠鏡和機槍瞄準鏡；1939年從德國回國的趙宗燠，為了解決戰時汽油奇缺的問題，在北碚寶元煤礦坑口進行試驗，設計建設合成石油代用品新型工業；留學英國的張昌紹回國后，及時介紹了國外在細菌化療方面的新進展，對當時中國醫藥界可謂雪中送炭。
另一些留學生則將技術與實業相結合，投身民族工業助力抗戰。在歐洲游學的方心芳回到祖國后，依靠一臺顯微鏡及每月15元的生活費和實驗費，研發出糖蜜生產工業酒精的技術和工業生產棓酸的完整方法，1940年在四川籌建了我國第一個棓酸工廠。
中國爆破工程學創始人李溫平曾留學美國，1941年，他調赴滇緬公路局，參加滇緬公路瀝青路面的鋪設工程。當時，工程隊缺乏專業的鋪路設備，在李溫平的帶領下，工人們以人工鋪路的方式，將瀝青撒在路面上，使其更趨平整以利于通車。當年共有13萬多噸軍用物資由這里運向抗日前方，保證了前線的物資供應。
其次，許多留學生參與到教育立人的事業中，緩解了抗戰初期高等教育師資匱乏等問題。
他們在西南聯大等高等學府任職，將自己在國外所學傾囊相授，生活窘困卻以育人為不可推卸的重任，為中國戰爭及戰后的人才培養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戰時中國的高等教育不但沒有衰敗，反而因此壯大繁榮。以西南聯大為例，當時全校5個院的院長均為留美博士，26個系的系主任，除中國文學系以外，皆為留學歸來的教授。校長梅貽琦、蔣夢麟均有留美經歷，教授如聞一多、錢鍾書、傅斯年、陳省身、華羅庚、潘光旦、費孝通、吳大猷、周培源、陳岱孫等人均為各領域的學術泰斗。
而他們所教授出的學生也致力于軍政、科技、教育等各行各業的前線，其中包括李政道、鄧稼先、何其芳、汪曾祺等人，為戰后中國的持續發展獻身。
再次，一批留學生追隨心中的政治理想，參與到政治工作中去。有些奔赴延安，接受共產主義理想的熏陶，并投身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宣傳、教育等工作；有些在國民政府教育部的分派下，擔任編譯、研究、教育、技術及其他工作。他們中有人擔任過國民政府財政部簡任秘書、軍委會戰時工作干部訓練團上校教官、軍委會顧問事務處處長、國防最高委員會專門委員、外交部專員等職。
此外，一些畢業于國外軍事院校的留學生們，抗戰爆發后即施展所長，奔赴抗戰前線。還有的留學生雖然在國外所學非軍事專業，但出于報國之心或個人奮斗之志，亦直接換上戎裝，參與到抵御日軍的隊伍中去。無論在戰爭前線還是大后方，無論是參加國民黨的軍隊還是共產黨指揮的八路軍、新四軍，他們和其他戰士一樣，為抗戰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留學生抗戰的局限性
縱觀留學生的抗日救亡活動，在地域范圍上，將亞歐美三大洲納入抗日宣傳的版圖，中國留學生所在之處，抗日的旗幟便鮮明而熾烈；在參與方式上，囊括了宣傳、教育、科技、實業、軍政等領域，且每一領域都不乏表現出色的人才。
但是，與國內聲勢浩大的學生運動相比，留學生的抗日活動在規模和力度上都無法等量齊觀。由于各方面條件的限制，留學生的抗日活動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留學生人數較少，且散居各國、各城、各校，地理位置上相距較遠，力量分散、聯絡困難，無法在短時間內取得聯系并一致行動。
其次，留學生與國內學生相比較為年長，平均年齡在30歲左右，與國內更為年輕的學生相比，則較為沉著、冷靜，且在異國治學，平日往往投入于學業或生計，政治熱情相對淡薄。
再次，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留學生遠離祖國，信息不如國內通暢迅速，反應也因此相對滯后。一旦國內有重大變故，往往還須考慮學業、事業、家庭等因素，難以在短時間內作出決斷、回到祖國。
此外，學生身份本身也具有一定局限性。盡管留學生們具備眼界開闊、血氣方剛、敢為人先等品質，但畢竟缺乏成熟的心智和充足的社會經驗，也不具有堅實的物質支持或權力背景。他們常常充當社會變革的先鋒，卻也往往止步于此，沒有持久戰斗的動力和能力。
正如“九一八”事變后，留日學生的抗日救國行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喚醒了部分國民的民族意識，并獲得了社會各階層的廣泛同情，然而國家最高統治者決定按兵不動，赤手空拳的學生不具備任何實質的抵抗能力，只能不了了之。最令人痛心的是，小部分留日學生或出于對日本文化的傾慕，或出于茍且偷生的目的，在抗戰中淪為漢奸。抗戰時期，在偽政權中出任要職的漢奸中，留日時間一般在清末民初至20年代；戰時歸國留日學生充當漢奸者較少，且多任低級職務。
歷史終將銘記一切，有人名垂青史，有人遺臭萬年。對今天的留學生來說，重要的是以史為鏡，反躬自省。
從清末到民國，從抗戰到新中國成立，從改革開放到今天，煌煌百年，身在異鄉的莘莘學子，命運始終與家國命途緊密關聯。
在中國迅速崛起的時代，中國留學生的境遇遠遠好過當日。然而我們不應忘卻先輩們為國家興亡獻出的血淚，我們應當在致敬中反思：今天的我們，能為萬里之外的祖國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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