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悉尼大學商學院400多名中國留學生掛科(不及格),占掛科人數的絕大多數,中國留學生如此不濟?這事引起了人們對海外教育與留學生狀況的關注。
如此大規模的學生群體掛科,是中國留學生素質不夠硬?是試題有歧義?還是學院有意為難?學校與學生各有說法。
對于院方提到的中國留學生英語水平不足和缺乏批判性思維,中國留學生并不認同,“我們學校有著全球最高等級的雅思成績要求,這說明我們的英語能力并不是不好。”“中國文化的批判性思維比你們(澳大利亞)早幾千年。”
因為掛科,不少留學生找工作、移民等受到影響,他們不少人已開始重修課程,另外也在等待院方的答復。
“BUSS5000和BUSS6000是基礎課程。”留學生們感到意外,基礎課程為何這么多人掛科。留學生認為一方面在于首次實行doublepass的考試評分規則(總分和期末考試成績都要合格),另一方面是評分和教學理念有很大的矛盾和沖突。
掛科中國籍學生居多?
據了解,此次一年級《商業的批判性思維》(BUSS5000)掛科309人(申訴發起人稱,該人數為簽署聯名信人數);而校方公布的二年級《商業成功學》(BUSS6000)掛科人數42人,掛科率10.6%。
本報記者拿到的數據顯示,《商業成功學》期末考試掛科率(finalexamfail)為10.1%,與前7個學期相比,這個比例較低,但最終掛科率10.6%卻是8個學期中最高的,掛科人數42人,超過前7個學期掛科人數總和的39人。
“這兩門課是我們商科碩士最簡單的課。”《商業成功學》掛科學生申訴團發起人然息(化名)對于400多名學生在這兩門簡單的課程上栽了跟頭感到意外。掛科的絕大多數為中國學生,一年級的BenZhang解釋,因為選這門課本來就是中國學生居多,掛科的人自然也是中國學生居多。
“考試的題目都是些主觀題。從歷來大家的感覺來說,它(考試)簡單。它是開放性的題目,比如問你一個問題,只要用老師教的知識開放性地回答,只要言之有理、言之有物都是可以通過的。它打分比較松,但是松恰恰比較主觀一些。從通過率和掛科率來看,基本上不太會有人掛科。申訴團還認為,這學期BUSS6000出的題目有歧義。”
“雙重通過”標準有問題?
多名留學生同時提到,此次掛科的另一原因是院方實施了doublepass(“雙重通過”)的評分規則。
“其實學校考試改革,我們學生是很支持的,但是它的教學方式還沒有和新的考試方式匹配起來。考試改革后,是要在總分通過的情況下,平時成績和期末考試成績都必須通過才行(doublepass)。”《商業的批判性思維》掛科學生代表Amy(化名)說,“這種情況下很多老師不知道怎么教,考試時大家不知道怎么答,批判性思維這個東西主觀性很高,我們也沒有辦法。而且學校給的練習機會很少,在FINAL中,學校只給過一次練習機會,而這次練習老師并沒有給任何反饋,導致學生并不知道自己的練習答案是對是錯。”
然息持有相同的觀點,他說,往年沒有實行doublepass,如果按照doublepass來算的話,總評要超過50%,期末考試也要超過50%。
有10名學生重評加分
Derek是在BUSS6000《商業成功學》課程中掛科的42名學生中的一名,也是學生申訴團副團長,他說,包括他在內的學生只想得到公平的說法,并獲得公正合理的解決。
7月12日晚上11時左右成績公開,1個小時后,BUSS5000申訴團微信群已有200人。
學生們一開始是通過個人郵件的形式來向校方表達訴求。然而,由于郵件數目龐大且訴求未形成統一,校方并沒有給予回復。面對校方的沉默,學生們找到了SUPRA——悉尼大學學生維權組織悉尼大學研究生代表協會來幫忙。在SUPRA的幫助下,掛科學生們進行了上訴。
“所謂的上訴,并不是指法律上的上訴,它是學校的一個正規流程。學校所有的科目都規定,如果學生掛科,就有3次上訴的機會。”Derek說。第一次機會叫非正式上訴,也就是教學組重新進行試卷批改,學生申訴團已經進行了非正式上訴,但并未取得滿意的結果。按照規定,他們此時可以進行第二次上訴,也叫正式上訴。“正式上訴由院系統一來處理,我們目前正在進行的就是這一步,現在正在等結果。如果這個結果我們還不滿意的話,就可以進行更高一層的上訴。”某學生說。至于此次正式上訴結果何時出現,Derek表示不清楚,還要等。
然息說,BUSS6000遞了42個非正式申訴,有10個同學都得到了非正式申訴的結果。
在非正式申訴流程當中,按道理說給學生加分或者減分等于是重新改卷,評判的過程都要提供理由。然而給哪些同學加分,全部沒有任何理由,“我們仔細分析也不是因為這些同學更接近于及格,成績跨度都是比較大,那10個同學沒理由就讓通過了。”本報記者在3份非正式申訴同學的審批文件上看到一行字:“你的試卷(paper)被一位獨立評估者重新審閱和評分”,此外并沒有提及加分的理由。
院方回應批判思維不足
加分通過的學生只是少數,更多的人還在等待院方的答復。申訴團也向SUPRA求助,SUPRA是一個獨立的第三方組織。
“此次我們中國留學生組團找他們幫忙維權很受他們的肯定和支持,說這是中國留學生第一次為維護自己的權益抗爭。”Amy說。
7月16日,SUPRA的協調員AdrianCardinali在給悉尼大學商學院副院長謝爾茲(ProfessorJohnShields)的信中寫道:“我是就一大群BUSS6000的學生報名參加申訴活動而寫此信的。一直以來,SUPRA都有關于2015年第一學期學習的操作與評估的投訴。在學分評估的可靠性和公正性上持有懷疑這一點來看,我們從學生那里獲悉的投訴是合理的,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首先,我們呼吁徹底的審查,和帶著以對今后作出合理改進的觀點進行評估。其次,我們呼吁對當前學生結果的評估進行審查。”
謝爾茲回應說,這兩門核心課程特別注重批判性思維,包括中國的部分外國學生學習方式相對被動;同時還有英語水平欠佳導致的原因。
“中國大陸的主要學習模式是被動學習,而不是批判性學習和主動學習。”他說。
7月26日,商學院院長助理弗羅斯特(DrGeoffreyFrost)在給SUPRA的回信中寫道,英語能力不足是導致學生掛科的原因之一。在郵件中,他還提到期末考試需要強制性通過,是為了提供明確的證據——學生的功課是自己完成的、克服了論文和報告中的困難。在郵件中,他還列出過去8個學期BUSS6000課程考試人數及掛科率。這個學期期末考試掛科率為10.1%,與前7個學期(4個學期加3個寒暑假班)相比,這個比例確實不高,但最終掛科率為10.6%卻是8個學期中最高的,掛科人數為42人,超過前7個學期的總人數39人。
7月27日,正式開學,學生們沒有等到院方的回復,他們開始重修掛科課程。也就是在這天,BUSS5000和BUSS6000各兩個代表,然息、jack還有另外的學生代表、SUPRA代表和院方見面會談了。
然息回憶,學院方面副院長謝爾茲和一名助理院長出面跟學生代表談,大概談了兩三個小時,“我們提出我們的立場,提出有問題的地方,希望院方給出一個解決方式。”然息說,謝爾茲說話密不透風,任何的詞,包括SUPRA的人使用的詞不那么嚴謹、不那么有力,他都會馬上提出來不是這么回事。比如我們提到第一題有歧義的時候,他回應說,這個題目不能夠說它有歧義,頂多可以說可以改善一下。
掛科意味著什么?
院方這邊投訴無果,申訴團把請愿書、事件始末文件全部打印出來,BUSS5000和BUSS6000各一份,交給校長的秘書。8月4日,校長回復了郵件。他在郵件中說,我們致力于提供世界一流的學習體驗,這也包括維持世界級的學術水準。他說,對于學生的申訴,希望給予他們公正的結果,學校有規范的申訴渠道……
然息說,校長的回應沒有提供具體的解決措施,但傳遞出積極的信息。
“這次掛科對我們影響還是挺大的。掛科要重修,學校每門課程的收費都是4750澳元(人民幣22000多元),我們重修就要再交錢。這不僅提高了我們的經濟成本,也占用了我們的時間成本,因為學校每學期只有4門課,重修的話就要為這一門課加多一個學期,對于畢業的學生來說,還影響找工作。”Amy說。
掛科對掛科學生在新學期選課或在簽證期滿續簽上產生了一定影響,而對像Derek這樣已畢業并準備移民澳大利亞的學生來說,此次掛科最大的影響就是找工作。
“影響非常大,因為對我們來說,這是最后一個學期,影響辦移民的事情,工作都找好了,怎么也沒想到會掛這一門課程。必須得重修,要延期半年畢業。”然息補充說,此前有聲音說,校方讓幾百名學生掛科是為了圈錢,“我要為學校站出來說話,我們沒有想學校圈錢,也不愿意這樣想,不管怎么說,沒有明確的證據,我們不會去說學校惡意圈錢。”
然息說,上周五,申訴團收到一名副院長的回復,因為申訴的材料多,需要10個工作日處理,“到時課程已經上到第四周,同學們被拖得很厲害。”
“我們認為學院有錯的地方,要誠實地對待,有錯就要坦誠。如果是學生的錯,我們也會認錯,我們沒有說所有人都應該通過,這是不對的。有些人確實不認真,有些確實英語水平不夠,但是你要區分出來。作為一個考試,要分清哪些學生讀得好,哪些讀得不好。這一點我認為它沒有做好,我們一直以來就是要求一個公正,求一個道理。”然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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