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中的大學

陜北公學：救亡圖存育英才

毛澤東在陜北公學講演

陜北公學開學典禮

陜北公學學生上課時的情形

陜北公學學生正在認真聽報告

陜北公學畢業證和紀念章

陜北公學合唱隊進行演出

陜北公學舊址（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片）

■中國教育報記者 高毅哲

在如今的中國人民大學的西區，矗立著一座現代化的場館——世紀館，自建成投入使用以來，世紀館一直是人大師生舉行重大集會的首選之地。每年六七月間，人大的畢業典禮都會在世紀館舉行，在國歌和畢業歌的旋律中，一批批人大學子在這里告別校園，奔赴中國的四面八方。

在世紀館的南門，有一塊巨大的影壁。影壁上，鐫刻著毛澤東的一段話：“要造就一大批人，這些人是革命的先鋒隊。這些人具有政治遠見。這些人充滿著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這些人是胸懷坦白的，忠誠的，積極的，與正直的。這些人不謀私利，唯一的為著民族和社會的解放。這些人不怕困難，在困難面前總是堅定的，勇敢向前的。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風頭主義者，而是腳踏實地富于實際精神的人們。中國要有一大群這樣的先鋒分子，中國革命的任務就能夠順利的解決。”

正是這段話，把如今矗立在北京中關村繁華地帶的中國人民大學和當年在陜北黃土高原窯洞里的一所學校緊緊聯系在一起。

這所學校，就是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于1937年11月1日正式開學的陜北公學。毛澤東曾經對這所學校有著極高的評價：“中國不會亡，因為有陜公。”

培養抗戰干部，陜公應運而生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中國共產黨的威望空前提高，國共開始第二次合作，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逐步建立。全民抗戰的局面很快形成，中國革命進入了抗日戰爭的時期。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在抗日前線——陜北根據地站住了腳跟，還在大踏步地向前發展。領導全國抗日戰爭，需要動員千百萬人民參加抗戰，支援抗戰，爭取最后勝利，迫切需要大批有膽有識，敢做敢為的干部，帶領人民軍隊，帶領人民群眾，奔赴抗日戰爭最前線，與敵人英勇作戰，消滅敵人，建立政權，建設抗日根據地。為了領導這個偉大的斗爭，共產黨本身，也需要從原來比較狹小的范圍內走出來，發展壯大起來。

然而，經過艱苦卓絕的長征，剩下的紅軍和干部總共才3萬多人，這同抗戰初期的大發展形勢極不相適應。因此，能不能在短期內培養大批干部，成為一個關系全局的大問題。

同時，全國各地和海外華僑華人中的許多先進知識青年和愛國人士，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感召下，都把希望寄托在延安。一時間，延安成為具有全國影響力的精神“燈塔”，各地先進人群像潮水一樣涌向延安，不避風險，不辭勞苦，突破一切阻攔，為了探尋抗日救國的道路，為抗日救國效力。

當時延安已有一所抗日軍政大學，但是很明顯，一所學校遠遠不能滿足培養干部的需要。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決心在繼續擴辦抗日軍政大學之外，再創辦一所普通高等學府，培養各方面的抗戰人才。陜北公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

說起“陜北公學”這個校名，還有一番曲折。

原本，這所學校要叫“陜北大學”，在當時國共合作的大背景下，陜甘寧根據地是國民黨政府所屬的一個特區政府，重大問題要向他們報告。于是，負責同志就向國民黨政府申請批準辦學和經費，但是，蔣介石不批準，他說陜北一塊小小地方，已經批準成立了一個抗日軍政大學（紅軍大學改為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時，得到了國民政府的正式批準），足夠了，不能再成立什么大學了。“這怎么辦呢？我們不能被蔣介石捆住手腳。于是改個名稱，仿照過去上海公學的辦法，改為陜北公學。這樣，蔣介石就沒有理由反對了。陜北公學的校名就是這樣來的，反映了我們黨抵制蔣介石限制政策，獨立自主地發展抗戰教育的決心。”（成仿吾《戰火中的大學》1982年版第18頁）

曾擔任過陜北公學副校長的李維漢回憶說：“大革命時期，黨在上海辦過上海中國公學，陜公的名稱，一方面是繼承過去的革命傳統；另一方面，我們的學生，并非是中學生進大學，實際上留學生、大學生、中小學生都有，叫公學，更符合實際，學生們也都滿意。”

1937年8月，陜北公學的籌建工作正式開始。黨中央委派組織部長李富春直接領導此項工作，并任命成仿吾（當時是中央黨校教務長）為陜公校長。

9月，《新中華報》刊載了陜公的招生簡章。簡章對陜公的辦學宗旨，各系的培養目標、報考資格、考試科目、報名手續、考試日期、地點、學員生活待遇、畢業分配方向等等，都作了簡要介紹。學員編為隊，下設班。關于報考資格，學校從革命的需要出發，沒有對學歷、文化水平等作機械的規定，強調只要有志于抗日救國，年滿十八歲，身體健康，無不良嗜好，不分性別、出身、職業、黨派信仰，均可報考。這也反映了創辦陜公的目的。

1937年10月，陜公招收的學員已編了5個隊，第一到第四隊是男生隊，第五隊是女生隊，共約600人。隊相當于連，是教育單位，又是自治單位，每隊約有學員100到120人，

11月1日，陜公舉行隆重的開學典禮，陜北公學正式誕生了。

學民眾運動，學游擊戰爭

早在陜公創立前的1937年8月，黨的洛川會議通過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就提出，抗日的教育政策，必須“改變教育的舊制度、舊課程，實行以抗日救國為目標的新制度、新課程”。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又規定了“實行國防教育政策，使教育為民族自衛戰爭服務”、“為長期戰爭服務”的方針。毛澤東在《論新階段》的報告中進一步提出，必須改訂學制，廢除不急需與不必要的課程，改變管理制度，以教授戰爭所必需之課程及發揚學生的積極性，盡快培養大批的抗日干部等等。

在這樣的背景下，陜北公學從創辦伊始，就把培養大批適應新形勢下斗爭需要的干部作為自己的辦學目標。所以，與當時其他大學不同，陜北公學開展的并非學歷教育，而是類似干部訓練班的教學。

這從陜北公學的課程設置、學習時限即可略窺一二。根據黨中央關于戰時教育的基本方針，陜北公學實行理論與實際緊密結合，學以致用，學用結合，課程內容精煉，有針對性，也有靈活性。學校設普通隊和高級隊，普通隊培養抗戰急需的民運干部，學習期限一般為3—4個月，高級隊為培養師資及宣傳教育干部，學習期限為一年。

普通隊有4門課，即社會科學概論（政治常識）、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游擊戰爭、民眾運動等。高級隊再加上哲學、政治經濟學、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等。時事政策之類的報告，是普通隊和高級隊所共有的。而且，根據當時的實際需要，課程內容可以多，也可以少；學習期限可以長，也可以短，有伸縮性，可以靈活掌握。

這些課程的設置，完全針對當時形式的需要。比如民眾運動這門課，主要講群眾運動知識，如怎樣動員和組織群眾、建立政權、建立武裝；各種政策、法令，如減租減息、擁政愛民、合理負擔、婦女解放；還有掃盲、兒童站崗放哨等等。這門課在實踐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從抗戰開始到1940年底，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根據地大發展時期，那時黨派出干部深入敵后，幾個月、半年、一年，就能拉起一支隊伍，建立根據地。這里就有陜公的功勞，有民眾運動課程的功勞。

陜北公學的教學之所以能取得這樣的成績，與學校擁有一支富有斗爭經驗、理論和實踐緊密結合的師資隊伍分不開。比如講游擊戰爭這門課的周純全，是從原紅四方面軍過來的，曾任鄂豫皖游擊總司令，是位經過長征、身經百戰的老紅軍，有豐富的實戰經驗。他講的課，繪聲繪色，具體生動，深受學員喜愛。而講社會科學概論的老師，則有張如心、艾思奇這樣的理論工作者，尤其是艾思奇，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早在1936年他24歲時就憑借一本面向普通讀者的通俗哲學讀物《大眾哲學》聲名遠揚。有這樣的理論工作者坐鎮課堂，學員們受益匪淺，而陜公的教育方針中的第一條，“使學員獲得革命的宇宙觀、社會觀與人生觀，獲得社會發展規律的知識與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的知識”，自然也就有了堅實的保障。

此外，陜公還經常迎來一些特殊的“教員”，那就是中共中央的領導人。

毛澤東曾多次來陜公進行講演，他的話題涉及抗日游擊戰爭、統一戰線、革命軍隊建設、抗戰基本規律、持久戰、哲學等多個方面，深受學員歡迎。黨中央的其他許多同志也非常關心陜公的發展。周恩來在陜公作過關于大后方的抗戰形勢和平江慘案的報告，朱德作過關于敵后戰場的開辟和發展的報告，董必武作過關于中國法制問題的報告，張聞天作過關于新民主主義文化問題和青年修養的報告，陳云、李富春作過關于黨的性質、組織原則的報告。此外，任弼時、王若飛等都到陜公作過重要講演。這種得天獨厚的條件，是陜公能迅速發展和做出重大貢獻的重要原因。

“到抗戰前線去！到民眾中去！”

陜公是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辦學的。學員入校，往往第一課就是挖窯洞，首先解決棲身之所。那時候，常常六七人共睡一個土炕，晚上翻身都困難。學校沒有教室，上課就在露天，背包一物兩用，晚上蓋身子、白天當坐凳。雨天，師生卷起褲腳學習，冬天便頭頂雪花，主食則是小米，土豆，咸菜是主菜。學習用品，每學期每人發一支鉛筆和幾張油光紙，寫了正面寫反面。為了克服物質上的困難，一方面學員們自己種菜、打掃衛生、刻蠟板等；另外就是發動社會募捐。學校給畢業生都要發一個募捐本，他們走上工作崗位后，還要為母校服務。

為了尋求各類渠道的支援，學校還編了一本《援助陜公》的小冊子，對陜公這所抗日烽火中的大學作了詳細介紹，號召海內外團體和個人援助陜公。

毛澤東對陜北公學的困難非常重視，他親自為《援助陜公》寫了這樣的題詞：“陜北公學是屬于中華民族的，因為他為著抗日救亡而設，因為它收納了全國乃至海外華僑的優秀兒女。維持這個學校的責任我認為也應是全國乃至海外華僑一切愛國人士的，因為這個學校并無任何公私財政基礎，教員學生們都只吃小米飯，而且不能經常吃。”這本書發行后，立即產生了巨大的反響，陜公不斷收到社會上各階層人士的捐款，少則1角、2角，多則10元、50元。遠在爪哇、菲律賓的華僑，也匯來款項。《新華日報》和《新中華報》每隔一個時期，都會向捐款人登載“鳴謝啟事”。

就是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下，陜北公學逐漸形成了“忠誠、團結、緊張、活潑”的校風。

忠誠，就是忠于抗戰，忠于革命，對共產黨員來說，還必須忠于共產主義信仰，忠于馬列主義原則。這個精神，具體貫徹在陜公的教育方針、教育制度、教育計劃和教育內容中，使他們畢業后，成為一個先鋒戰士，為民族解放事業獻身。

團結，就是團結于抗日，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于革命，把陜公辦成革命的大家庭。陜公學員來自五湖四海，有不同政治派別、民族、階級出身，還有歸國華僑，學員年齡跨度也從十幾歲到50多歲，雖然情況千差萬別，但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抗日，所以抗日是陜公團結的政治基礎，也形成了團結的校風。

緊張，就是培養嚴守紀律、迅速果敢、雷厲風行、一絲不茍的精神。陜公實行軍事化、戰斗化管理，清晨六點就吹起床號，學員要在20分鐘內完成內務整理、洗漱，然后全校集合，點名早操，整隊露天進餐。結合游擊戰課程，學校還經常進行軍事戰斗演習，如夜間緊急集合、行軍、防空演習、作戰等等。學員們聽到緊急集合號聲后，不準點燈，要求在10分鐘之內，將每人的衣、物、書籍、被褥等，打成行軍背包背上，然后奔赴指定地點集合。集合后，有時是夜間行軍，走過田間小路，又爬上到處是荊棘的山坡。途中，又往往穿插著“敵機來了”、“發現敵人”、“捉俘虜”等演習。

活潑，是指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和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目的都是為了調動全體成員的積極性、主動性，使學校團結進步、朝氣蓬勃、欣欣向榮。學校很注意開展文體活動，有籃球、排球、乒乓球、足球等運動，還有拔河、擲手榴彈、爬山等活動；晚飯后經常組織歌詠會，有時也有晚會。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常來陜公輔導，因此陜公歌詠的開展，在延安要算首屈一指了。

從1937年11月到1941年8月，陜北公學在近4年的時間里，共培訓了約1.1萬多名學員。絕大多數學員的學習期限雖然只有3個月，但嚴格的軍事化、戰斗化生活，使他們的思想、作風都很快發生深刻變化。陜公的畢業生響應學校提出的“到抗戰前線去！到民眾中去！到困難的地方去！”的號召，有的分到各敵后根據地，有的分到國統區或敵占區，也有一部分留在邊區工作。尤其是在十一隊以后的畢業生，有百分之八十以上前往前線工作，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勛。

1941年8月，陜北公學與中國女子大學、澤東青年干部學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學。此后，經歷多次變動，陜公的血脈一直留存，新中國成立后，1950年10月3日，延續陜公血脈的中國人民大學隆重舉行開學典禮，成為新中國創辦的第一所新型正規大學。陜北公學以另一種方式，繼續為中國的現代化事業貢獻著自己的力量。

（參考資料：成仿吾《戰火中的大學》；李維漢《回憶陜北公學》；劉葆觀《血與火的洗禮：從陜北公學到華北大學回憶錄》；李源《延安陜北公學的歷史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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