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學科建設如何走出新路
編者按 學科是高校發現、應用、傳播知識的基本單元，是實現各類辦學功能的基礎。教學、科研、服務社會、文化傳承創新都以學科為基礎。高校的實力、高校的競爭力、高校的水平靠學科支撐，也靠學科成就來代表和體現。當前，我國高等教育正處在加快分化、整合、提升的重要階段，高校如何在這一階段進行學科建設，關系著高等教育改革的全局。本文作者認為，針對過去學科建設中存在的“封閉保守”“一片高原、沒有高峰”的狀況，高校必須在三個方面下大力氣，從而走出新路，具有一定的啟發和借鑒意義。
走出“封閉保守”，以問題為導向調整學科方向
學科建設的核心是學科方向。我們在實踐中看到，現在相同的知識和技術含量的學科，由于主攻方向不一樣，往往在產生的效益、貢獻上有很大差別。上一輪全國重點學科評估，清華大學的自動化和計算機學科，學術得分都是第一，但是綜合得分都只拿了第二。自動化學科綜合排名第一的是東北大學，因為它為鞍鋼的技術改造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計算機學科排名第一的是國防科技大學，因為它對國防建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這一學科排名說明，現在高校學科建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更加重視面向經濟社會發展的主戰場。地方經濟社會的增長點在哪里，學科專業就辦到哪里，而且學科建設不僅要跟著社會跑，甚至要領著社會跑。
過去我們的學科建設是自我發展、自我循環，人才培養、科學研究都是根據自身學科設置運行的，無視社會發展，無視外界評論。這種封閉保守的學科理念必須改變。這就要求我們從以學科為導向改變為以問題為導向，以需求為導向。問題中蘊含著學科發展的內在要求，問題中蘊含著學科延伸的廣闊空間，問題中蘊含著學科機理的不斷改變。從學科發展上提出問題和發現問題，從學科內涵上研究問題和解決問題，這是調整學科方向的根基所在。如此，我們培養的人才能夠解決問題，有創造力、貢獻力，而不是在本學科內自娛自樂、自我欣賞。
科學史證明，人類幾乎所有的重大貢獻，尤其是天才性貢獻，一定是因為人類的需求、國家的需求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著名的斯坦福大學為世界貢獻的諾貝爾獎并不多，但是斯坦福貢獻了硅谷和喬布斯等，被認為是當前世界最有活力的地方。斯坦福著眼世界產業結構調整，瞄準行業共性技術，以學科群對準產業群，實現學科鏈轉為產業鏈，集群化推動產學研合作，它貢獻的一個個產業鏈，一個個公司都是當今世界人類發展的需要。大學搞產業，要搞就搞有助于國家和地方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原創性的產業鏈，有核心競爭力的技術成果。
以問題為導向調整學科方向，也是保證學科長盛不衰的法寶。著名的劍橋大學卡文迪什實驗室，140年歷史中出了25位諾貝爾獎獲得者，長盛不衰的原因，就是先后五次在學術上改變了主攻方向。卡文迪什實驗室是一個以物理學前沿為主要研究方向的世界著名實驗室，利用物理學發展出的儀器和物理學家的思維方法，轉而重點從事天文和生物研究，在這兩個新研究方向上都取得了劃時代的研究成果，開辟了射電天文學和分子生物學的嶄新領域。在天文學上發現了類星體和脈沖星，賴爾和休伊什獲得了1974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在分子生物學上發現了DNA的雙螺旋結構，克里克和華生獲得了1962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美國的大學也是在不斷調整學科方向中實現了大的發展。自20世紀中葉，它們通過自身變革，建立學科創新動力機制，促進了60年代的航天、70年代的電子、80年代的軟件、90年代的互聯網以及正在興起的第五次技術和產業革命，帶來美國經濟社會的五次跨越式發展。2010年，美國又在學科發展方向上提出，教育要面向第三次工業革命，大學必須開始培養相應的勞動力，在課程安排上要把重點轉移到智能制造、新能源、納米技術、生物科技、地球科學、生態學、系統理論及各種職業技能上，創造第三次工業革命時代的突破性技術。
當然，調整學科方向要注意內涵調整和提升，動不動在名稱上做文章是沒有意義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勞倫斯實驗室2013年預算為7.22億美元，擁有4000名員工，800名學生，已經涌現了10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成為核物理的重要學派，可它依然叫實驗室。
“有所不為”，整合集聚優化學科
學科建設戰略上要講“有所為有所不為”，戰術上要講“有所不為有所為”。有所不為往往要比有所為更難。1969年，斯坦福大學撤銷了建筑學院，盡管當時其在全美建筑學院排名前10至12位。他們的理由很簡單：一是建筑學院投入很大，要進前5位所付出的代價有些不值；二是“近鄰”加州伯克利已有一所美國頂尖的建筑學院。斯坦福大學的做法是值得借鑒的，學科建設不能齊頭并進，因為在有限資源條件下，只有舍得放棄，才能集中力量，做強自己。學科發展要集中在優勢學科、特色學科和社會需求的學科。不屬于這個目標的，就應該舍棄。
從這個意義上講，學科增加是一種發展，學科減少，重新優化組合了，強勢更強了，同樣也是一種發展。學科發展不能盲目擴張，盲目鋪攤子。要以核心強勢學科為圓心，向周邊拓展，發展支撐學科，建設新的學科，把沒有明顯優勢的學科整合到強勢學科支撐體系中去，實現重點學科與非重點學科、新興學科與傳統學科統籌發展。特色學科、重點學科要做強，新興學科、應用學科要“出新”，傳統學科要搞活。
現實中，我們會看到進行學科布局時，每一位教授都會據理力爭說自己的學科最重要，甚至說撤銷自己學科或不增加自己學科投入就是對歷史的犯罪。其實，這實在是一種沒有必要的情緒。
整合、集聚、優化學科，就要重視學科交叉融合。卡文迪什實驗室就是因為實驗室主任布臘格從學科交叉中發現了新的學科生長點，才激活了知識（物理學知識）與科學的需求（生物學和天文學本身的內在發展要求），實現了它們之間的有效碰撞。交叉出新意，交叉出活力，高校的學科建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更加注重多學科交叉、產學研合作，因為現在的學科發展在邊緣交叉領域最能形成突破點。當然，學科綜合集成是有選擇的綜合交叉，是把各個學科的知識進行最優化的組裝，使其具有無窮的可能性和無限的潛能。高校必須運用交叉力量，構筑學科群落，構建高水平跨學科研究平臺，從而發展出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突出重點，切忌“一片高原、沒有高峰”
在學科建設上，我們要造峰，優先重點支持一批可以盡快進入國內乃至國際一流的重點學科，從而徹底改變當前高校學科建設中“一片高原、沒有高峰”，甚至是“一片平原”的狀況。在這方面，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經驗值得借鑒。加州伯克利原來有化學院、工程學院等14個學院，下設100多個學科系，各個學科發展非常均衡，每個學科水平都很高，就是沒有一個學科是真正的世界一流，特色不明顯，因而始終進入不了世界一流大學行列。當時，他們提出的口號是：每個領域都要保持全美前三名，后來發現這不可能。于是，他們調整發展戰略，集中力量，重點發展原子生物工程，要求學校的每個系都盡量去和原子生物掛鉤，以形成自己特色。經過幾年努力，終于促進勞倫斯發明了加速器。正是由于發明了加速器，加州伯克利拿了17個諾貝爾獎，伯克利的生物原子工程學科成了世界第一，學校因此世界聞名。
加州伯克利的做法告訴我們，精心培育特色學科，是重點學科建設的根基。特色就是優勢，就是重點，就是水平。特色就是不求大、不求全，只求不可替代。特色是以小勝大，以弱勝強的突破口；特色是異峰突起，出奇制勝的切入點。
高校規模不在大小，關鍵在于優勢和特色；學科建設不在齊全，關鍵在于實力和創新。重點學科建設必須突出特色，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強、人強我新。其中，“人無我有”是特色的特殊層面。只要人無我有，無論實力是否強，研究是否前沿，都可看作學科建設中的特色。對于人無我有的學科，最重要的是要看準學科發展方向，提出跨越式發展思路。“人有我強”是一般層面，學科建設特色更多反映在實力上，反映在學科群的綜合協調發展上。學科競爭最終要看實力。“人強我新”是學科建設中的最高層面，它強調創新水平和領先地位。
在培育學科特色方面，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威爾遜在哈佛大學演講時曾說：“普林斯頓不像哈佛，也不希望變成哈佛。反之也不希望哈佛變成普林斯頓。”意思就是說各校有不同的學科特色。盡管當前世界一流大學大多是綜合性大學，或者在朝綜合性邁進，但并不是說它們的所有學科均為一流學科。在世界一流大學中，哈佛大學的一流學科是法學、醫學；斯坦福大學一流學科是心理學、電子學；劍橋大學一流學科是物理學、生物學；牛津大學一流學科是數學、政治學。一所大學如果能在整體學科水平較高的基礎上，有一兩個學科具備一流的影響力，就會立于不敗之地。加州伯克利原校長田長霖先生曾這樣講：“世界上地位上升很快的學校，都是在一兩個領域首先取得突破。”因為一所學校不可能在很多領域同時達到世界一流，一定要有先后，要想辦法扶植最優異和最有發展前景的學科，把它變成全世界最好的，待它有名氣了，其他學科也會自然而然地跟上來。
重點學科建設還要發揮領軍人才的重要作用。牛津大學因為羅素的哲學成就，使牛津大學成為當時世界哲學研究中心。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當年就因為引進了愛因斯坦，加州理工學院就因為引進了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逐步發展成為世界名校。德國洪堡創立的柏林大學的成功也是因為聘請了黑格爾、謝林、雅可比等一批世界級大師。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培養學科帶頭人、名師、名家，也是學科建設的關鍵所在。
（作者系山東省人民政府參事，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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