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延安抗大作報告。

鄧小平在延安抗大作報告。

抗大學員舉辦慶祝活動。

抗大學員參加延安各界反對國民黨制造分裂投降大會。

抗日軍政大學舉行學員畢業大會。

“把日寇驅逐于國土之東，向著新社會，前進，前進，我們是抗日者的先鋒。”……

抗戰八年，這首抗大校歌唱遍了祖國的大江南北，吸引了無數有志青年渡黃河、翻秦嶺，奔赴延安。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抗大8期12個分校，培養了20萬名優秀的軍政干部，他們帶著堅定的革命信念，從學校出發，把革命的火種播撒到全國各地，為奪取抗戰的最后勝利，做出了巨大的歷史貢獻。

把干部教育放在首位

1935年12月25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瓦窯堡會議。黨中央估計，在新的形勢下，內戰終將停止，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必將形成，新的民族革命高潮即將到來。面臨這個偉大的歷史轉折之際，黨中央在《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中明確提出：“必須大數量的培養干部。黨要有成千上萬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戰線上去。”

當時，從黨中央到地方，從領導機關到基層部隊，干部特別缺乏。一次，鄧小平帶著兩個馬列學院畢業的同志到前方去，走到半途，便被自己人把這兩個讀書人給留下了。于是，雙方打起了官司，都想要人。最后，還是從總司令部抽了兩個能教書的同志，才把這兩個人給“頂贖”回來。

能讀會寫，有馬列主義修養的干部實在是太少了。1936年5月14日，毛澤東同志在陜北延川縣大相寺村召開團以上干部會議說，應利用全面抗戰開始之前的時機，抽調大批干部，從軍團領導到連排基層干部，進入紅軍大學學習。

1936年6月1日，抗日紅軍大學開學典禮在瓦窯堡米梁山上一座舊廟前的空地舉行。空地上臨時堆起一個土臺，放上一張長方桌，擺上幾張木條凳，懸掛起“中共抗日紅軍大學開學典禮”的橫幅，廟墻上也貼上紅綠標語，整個會場簡單而隆重。

“第一次大革命時有一個黃埔。它的學生成為當時革命的主導力量，領導了北伐的成功。但到現在它的革命任務還未完成。我們的紅大就要繼承黃埔的精神，要完成黃埔未完成的任務，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為主導的力量，即要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毛澤東在開學典禮上將紅大比作黃埔，激勵著紅軍干部努力學習。

把干部教育工作放在一切教育工作的首位是當時歷史條件下做出的重要決定。實踐證明，這個決策是有戰略意義的。抗大第一期共有學員1036人。半年后，這批干部畢業，基本上掃除了文盲、半文盲，至少能達到初小程度。更重要的是，這1000多人在抗大接受了馬列主義思想的洗禮，堅定了共產主義信仰，成為日后我黨的中堅力量。

既要培養紅軍干部，也要培養知識青年

1936年12月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基本形成。面臨全面抗戰即將到來的新形勢，毛澤東指出，“要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爭取抗戰勝利，就必須大大增加抗戰力量。增加抗戰力量的工作和辦法有很多，然而其中最有效的方法是培養抗日干部，辦報紙宣傳抗日主張”。

根據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指示，1937年春，中央軍委決定把抗日紅軍大學正式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除繼續培養紅軍干部外，把培養革命知識青年作為抗大的一項重要任務。校部也由保安縣遷到黨中央所在地——延安。

今天，在陜西省檔案館館藏檔案珍品展廳中，有一件珍貴的檔案。它長56厘米，寬40厘米，殘缺和發黃的紙上清晰地印著：“抗日軍政大學招生廣告，一宗旨、二資格、三年齡、四報名日期、五報名地址、六考試科目、八錄取人數、九待遇、十教育科目、十一畢業期限、十二校址、校長林彪、副校長劉伯承、公歷一九二六年（1937年）一月二十一日”。

從這時起，抗大開始公開招生。在黨的號召下，越來越多的革命青年會聚到延安。當年的抗大學員張光在幾十年后回憶起當年他前往延安時的情景，仍激動不已：1937年9月的一天，杭州城被炮聲驚醒。在浙大，一位同學高聲喊道：“同學們！國家都快要亡了，我們都要做亡國奴了，這張大學文憑還有什么用？我們要趕快上陜北去，到真正抗日救國的前線去！”當場，就有許多學子不顧道路艱險、戰火紛飛，相約同赴抗大。

坐火車、乘輪船，再換汽車、搭馬車……去延安的路并不好走，很多時候，青年們就靠兩條腿，越過秦川，蹚過黃河，花上十天半個月，甚至是數個月的時間最終到達延安。

“打斷骨頭還有肉，割掉皮肉還有筋，只要還有一口氣，爬也爬到延安去。”從國民黨統治區、淪陷區，到海外，大批有志青年和革命志士冒著生命危險，歷盡千辛萬苦趕赴延安。有的母女相約、夫妻相約、姐妹相約、兄弟相約、親友相約、師生相約、長官與部屬相約，結對成群地來抗大。

他們中既有大學生、中學生，也有各界名人（如賀綠汀、冼星海等）；既有海外歸來的華僑青年，也有國際友人；還有國民黨軍政人員，包括張學良將軍和楊虎城將軍的部下……盡管他們的出身、年齡、文化程度甚至語言各不相同，但他們不約而同地會聚到了延河岸邊，會聚到了抗大的旗幟下。

印度援華的柯棣華大夫，看到從八百里莽莽秦川走來三五成群的青年川流不息地奔赴延安時，不禁贊嘆：“奇跡，奇跡，真是奇跡！”

抗大和一般的大學不一樣

“延安的抗大和你們北平所有的大學不一樣，北平的北大、清華、燕京大學，有禮堂，有教室、實驗室、圖書館、桌椅板凳。我們這里什么也沒有。我們這里沒有教授教員，可能研究某些科目時有些人給講一講，都是一些行政干部，主要是靠你們自己學習。我們抗大是研究革命大道理的學校，是研究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理論和方法的大學校，研究抗日道理的大學校。”毛澤東在延安給學員們作報告，開場白常常是這樣的。

“理論聯系實際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也是解放區學校基本的教育原則。”在中國教育史專家、北大教授曲士培看來，這是抗日根據地辦學成功的一大經驗。抗大雖然沒有大學教科書，不分專業院系，但當時的教育切合實際，教員也是“全明星”陣容，許光達、滕代遠、王若飛等都來講課，更有黨中央領導親執教鞭。

1937年4月至7月，毛澤東親自給抗大學員講授了100多個小時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他對學員們說：“抗大是一塊磨刀石，把那些小資產階級的意識——感情沖動、粗暴浮躁、沒有耐心等，磨它個精光；把自己變成一把炫亮的利刃，去革新社會，去打倒日本。”

中央領導到抗大講課時，全校教職員就在露天會場集合，背包一放，席地而坐。首長站在講臺上，也沒有擴音器，亮開嗓子就講。全場幾千人，個個屏息聆聽，鴉雀無聲。學員們有什么問題，還可以寫張條子遞上去，請首長解答。

有一年冬天，延安下起了大雪，學員們從很遠的地方趕來聽課。毛澤東在戶外給學員們繪聲繪色地講大課。他看到學員們坐在雪地里，心里十分不忍，幾次想要下課。但大家聽得興起，怎么也不肯走。最后，這節分析當時戰場形勢的軍事課一直講到了后半夜。

“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學習，歌唱，過著緊張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著軍服，燃燒著熱情，走散到各個方向去……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開端，響著宏亮的動人的音調。”詩人何其芳用熱情洋溢的詩句描繪那時的延安。抗大的民主、自由、進步的學習生活把延安精神之魂深深烙印在每一個進步青年的心中。

窯洞大學，苦也快樂

“延安苦啊！”當時國統區的媒體總會這樣定義延安的學習生活。

事實也的確如此，抗大的學習生活非常艱苦。沒有教室，夏天在樹蔭下或打谷場上聽講。到了冬天，破廟、祠堂或老百姓的羊圈就成了課堂；沒有黑板，借老鄉的門板；沒有粉筆，挖白土搓成細條曬干代替；沒有桌椅，用背包當凳子，膝蓋做桌子；沒有筆墨，用子彈殼自制蘸水筆，用鍋底灰、煤灰調成墨水。

學員一學期發一支鉛筆、兩大張油光紙。油光紙訂成筆記本，正面用完反面接著用。艱難時，連土造的粗紙都沒有，只能用樺樹皮代替。為了節約紙筆墨水，大家還自制沙盤，學員們用樹枝在沙盤上做練習。

抗大的伙食主要是土豆、蘿卜、小米飯。從1939年起，國民黨對陜甘寧邊區實行封鎖，延安的生活極端困難，有時每天只發幾兩黑豆面。為了填飽肚子，學校經常組織學員出去挖野菜、采樹葉，摻和玉米熬成稀粥充饑。

漫畫家華君武在延安時曾畫過一幅《吃面條》。畫中，人們手持特大號的缸子，揮著勺子和筷子，一齊向盛面條的木桶“沖刺”，有的飛奔起來腳不沾地，真是“熱汗與面條齊飛，缸子共眼睛一色”。有的人不但手上帽子上是面條，頭發上肩膀上也掛著面條。這幅漫畫發表后，同學們看了都忍俊不禁。從此以后再碰上吃面條的時候，互相都謙讓起來了。

也因為生活困難，學員做不到勤洗澡、常換衣，身上生瘡、長虱子是普遍現象。

冬天，賀龍同志在晉察冀邊區作戰，見到抗大師生還穿著單衣，馬上決定把準備發給部隊的棉衣先撥給抗大，才算緩解了燃眉之急。

但學員并沒有因生活困難而沮喪，他們豪邁地說：“雪山、草地、臘子口，穿著草鞋照樣走！這點困難還能擋住我們？”大家卷起袖子，打起赤腳，用勤勞的雙手，很快地把臭氣熏天的馬廄打掃成清潔的學習室，把破爛不堪的廢廟整修成整齊的課堂，把殘留的石窯洞整修成整潔的宿舍，把荒地種上了糧食。

教育長羅瑞卿親自扛著老钁頭，率領1000多名師生員到鳳凰山工地。經過半個月突擊勞動，沿鳳凰山山坡，共挖成175個孔窯，超額完成25個。窯洞洞口安有門窗，墻壁用石灰粉刷，光線充足。窯洞挖好后，還修筑了一條3000多米長的盤山公路——抗大路。一到晚間，鳳凰山從山頂到山腳，一排排窯洞燈火閃爍，宛如高樓一般，使人感覺到了大城市。

毛澤東高度贊揚了這種艱苦創業的精神，風趣地對學員們說：“你們是石器時代的人，但學的是最進步的科學。”

斯諾說，這種“高等學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這么一家。

抗大苦，但進步青年懷著對祖國的愛、對民族的責任，紛至沓來，聆聽革命領導者的教誨，學習戰斗的本領，更加堅定了革命的信心。

邊學習 邊勞動 邊打仗

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日軍不斷對解放區發動大規模進攻和殘酷“掃蕩”，國民黨政府也對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延安陷入了嚴重困難的境地。

1939年2月，毛澤東在延安生產動員會上說：“我們是餓死呢？解散呢？還是自己動手呢？餓死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解散也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還是自己動手吧！”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各校學員一面戰斗，一面生產，一面學習，大生產運動很快開展起來。

羅瑞卿代表抗大生產委員會作生產動員報告，要求把生產運動列入教育計劃，統一安排時間，做到“不勞動者不得食”，全體教職學員每人開荒兩至三畝。

教員、學員都行動起來，放下筆桿，拿起鋤頭，向荒山進軍。大生產運動中，學員可以在“自留地”里種玉米和白菜，收成歸自己；可以“紡線線”，或者領毛線打毛衣，將成品上交，領加工費。

當時，抗大各個分隊都組織了勞動競賽，大家干活也越來越起勁。據統計，抗大當月就共開墾1萬余畝荒地，生產糧食6600擔，生產單棉衣各5000套，每人生產若干雙鞋襪和綁腿，全校肉菜也由學員自己解決。

就這樣，抗大克服了一個個難以想象的困難。學員們也一路唱著歌打著鼓，扭著大秧歌走向了戰場。“培養一批，輸送一批”，“到人民中去生根、開花”。

在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上，黨中央明確提出，放手發動群眾，擴大人民軍隊和抗日根據地。1938年底，抗大第一、第二分校從陜甘寧邊區出發，分別開赴晉東南和晉察冀。后來，抗大建立了12所分校，北至蟠龍、瓦窯堡，南至洛川，向西更延伸至甘肅的慶陽。

在行軍途中，學員們戰勝了重重困難，搶渡咆哮的黃河，翻越高聳的呂梁、太行諸山……“行軍是一次最實際、豐富和生動的教育”，曲仕培教授寫道，“學員們在行軍路上，三五人為一組，根據具體地形，開展戰術問題討論。實地的軍事鍛煉，讓他們在堵擊、埋伏和追擊方面取得了經驗。”

還有很多優秀的學員在行軍途中犧牲了。但就算子彈打光了，刺刀刺進胸膛，抗大的學員也絕不投降。在大青山戰役中，抗大近千名學員犧牲了。即使是女生連，最后也選擇了和敵人同歸于盡，沒有一個人后退。

抗大8期12所分校培養的抗日軍政干部達20余萬人。畢業的學員總是希望能把自己分到抗日最前線，而那些被留在延安的往往都會鬧情緒。有一個外地來的記者在延安參觀后曾說，每一個窯洞里都裝有若干“炮彈”，將來這些“炮彈”飛出去，就不得了！

新中國成立后，抗大培養的大批革命干部被分配到新的崗位，成了新中國的建設者。1955年，在被共和國授予軍銜的軍人中，有7名元帥、8名大將、26名上將、47名中將和129名少將是曾在抗大工作、學習的干部和學員。

而抗大這個“窯洞大學”也發展為日后中國赫赫有名的高等學府——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

本文根據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李志民著《革命熔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張騰霄主編《中國共產黨的干部教育》等資料整理。

本版照片均為資料圖片

《抗日軍政大學校歌》歌詞

黃河之濱，

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

人類解放，

救國的責任，

全靠我們自己來擔承。

同學們，

努力學習，

團結、緊張、嚴肅、活潑，

我們的作風，

同學們，

積極工作，

艱苦奮斗，英勇犧牲，

我們的傳統。

像黃河之水，

洶涌澎湃，

把日寇驅逐于國土之東，

向著新社會，

前進，前進，

我們是抗日者的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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