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問招生“諜戰”

——建構招生文化任重道遠

一出清華北大的招生互掐大戲，讓一直以來國內頂尖高校暗流涌動的競爭，在今年的招生季全面爆發。

一時間，公眾齊刷刷對北大清華一陣惡評，“斯文掃地”的吐槽不絕于耳。但指責之余，還有更多問題值得思考：爭搶生源，問題真出在分數崇拜上嗎？國外高校是怎樣通過制度與文化的約束規避此類火拼的？競爭有序的招生文化如何培育？科學的選才標準又該如何建構？

本報記者為此專訪北京師范大學高教所教授李奇、復旦大學高教所講師陸一。

一問：爭搶狀元

問題真出在分數崇拜上嗎？

爭搶狀元，源頭在哪？不少人將矛頭指向國內大學對分數追逐的異化。陸一認為，這種爭搶在某種意義上反而是中國高校與考生在雙向選擇上前進的一步，“改革正在擺脫僅憑高考分數按計劃錄取的模式。”李奇更直言，在這種改革趨勢下，對分數線的批駁只是淺表層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如何讓高校不再盯分，“真正選到適合本校本專業的學生”。

記者：是什么樣的制度缺陷讓深知搶狀元之弊的清北兩校深陷如此的“囚徒困境”之中？

李奇：選拔適合本校本專業的學生、確保考生及其家長做出知情的選擇，這是解決招生中“囚徒困境”的重要條件。這就需要招考適度的，在有效監督的前提下，允許高校享有更大的招生自主權。同時，政府應通過政策和法律手段，要求高校及其專業更具體、更明確地闡明自己的定位和人才培養目標，并通過證據來說明各自人才培養的質量狀況，闡明其對目標學生群體的期望和具體的招錄標準。當然，高校的招生咨詢和招錄人員也面臨專業化建設任務，比如建立行業標準、注重職業操守的建設等等。

陸一：大學之所以能盡己所能去爭取學生，考到高分的學生能在幾所頂尖大學之間做自由選擇，正是近年來改革努力的成果——擺脫僅憑高考分數按計劃錄取的模式。分數崇拜不是現行制度所致，而是分數決定一切的觀念早已深植于考生的內心，也成了許多考生的家長、高中師長信奉的教條。一方面，由于改革前長期僅憑高考分數計劃錄取的模式塑造了大眾的思維定式，使得考生和社會輿論至今對狀元、分數線如此敏感，對大學教育的實質、不同大學的培養定位、風格特色卻又如此陌生。另一方面，改革已經回應社會呼聲，走出了雙向選擇的一步。制度改革雖然已經發生，但大學的行為方式又不得不依從考生、社會還在用分數線、狀元數評價大學的慣性思維。

二問：掐尖“有理”

國外高校如何拼搶？

世界一流大學對優質生源的爭搶同樣激烈。但國外很多頂尖大學擁有專業招生團隊，他們常年在全國甚至海外海選符合自己辦學定位和精神氣質的學生。國內不少大學卻還停留在“招分”階段，招生只是“三五個人、五六條槍、忙兩個月”。李奇認為，“一個競爭有序的招生環境是學校自律和政策環境共同培育的，缺一不可。”

記者：國外大學是怎么招生、掐尖的？他們是否也經歷過如此互黑互撕的歷史階段？

李奇：國外大學招生難以一概而論，不妨以我曾經工作過的美國一所州立大學的招生辦公室為例。它常年提供招生和資助方面的咨詢，為了解決招生和資助咨詢分頭進行的不便，招生辦公室通過提供電話轉接而讓問詢者獲得一站式的服務，同時招辦還提供面對面的咨詢和校園參觀接待的服務。咨詢中，根據本州高等教育委員會的錄取指數換算表，帶入問詢學生的高考成績（SAT或ACT考試成績）、高中成績的平均績點及年級的百分等級，咨詢員就可以告訴問詢者他們處于哪個錄取區間，即能夠錄取、不能錄取或介于二者之間。為了吸引本州最優秀的學生，強化其服務于本州的意愿，學校還創立了大學董事學者項目，本州夠格高中的校長可以推薦本校兩名最優秀的學生，獲提名的學生大學四年每年可以獲得4000美元的獎學金，此外，他們還競爭獲得杰出大學董事學者獎，此獎提供大學四年的全額學雜費。

上述招生行為既可以說是學校努力自律的結果，也可以說是政策和法律環境塑造的結果。例如，美國高等教育標準促進委員會制定了一套行業標準，對美國的本科招生項目和服務加以規范，從使命、項目、組織與領導、人力資源、倫理等12個方面予以具體規范，美國大學招生咨詢學會、美國大學教務主任與招生干事學會也有各自的職業倫理守則。總之，按照上述標準，互黑互撕、貶低他人抬高自己的招生行為顯然有悖于行業倫理守則，是不可接受的。另外，在保障學生的知情權、選擇權、安全權和聽證權方面，政策、法律和制度安排也同樣發揮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其中，學生的知情權法、家庭教育權與隱私法、珍妮克利里校園安全信息披露法、高等教育機會法、聯邦和州政府高校信息的年度報告都是典型例證。

陸一：美國的招考制度以其自由選才著稱，而事實上在頂尖大學之間同樣長期存在著白熱化甚至異化的競爭。舉例來說，美國的頂尖大學不爭分數線高低，因為他們不存在線上全部錄取的規則，但是他們比拼錄取率。錄取率越低，體現大學越難考，為了取得更低的錄取率，花重金全國游說，鼓動錄取可能性極小的學生也多多報名的情況并不少見。美國的頂尖大學不爭狀元，是由于許多考生都能在全國統考中獲得滿分，不存在狀元之說，但是他們會人盯人地爭奪學業優秀的黑人、拉丁裔等少數族裔生源，承諾提供五花八門的獎學金和各種優惠條件。這是由于美國政治決定了頂尖大學必須錄取一定數量的少數族裔，而這個群體中的學業優秀生本來就比較稀少。如果少一個優秀的，就只能多錄取一個學業準備不足或能力不佳的學生，那將在后續培養過程中額外投入大量教育資源做補習，還有可能提升中退率，降低口碑，十分劃不來。可見，只要是大學和考生之間有機會面對面地相互選擇（或拒絕），大學對優質生源盡顯誠意、同類高校間激烈競爭的情況就是舉世共通的。

三問：自主權擴大

科學的選才標準如何建構？

高考改革的大背景下，高校必須逐漸扛起更重的選才任務。陸一表示，“好的招生文化要把焦點放在大學教育理念、培養質量上。在分數基礎上，大學和學生之間用‘善于培養什么人’和‘渴望成為什么人’相互吸引。”

記者：競爭有序的招生文化如何培育？中國大學還有多遠的路要走？

李奇：哪些招生行為是良好的實踐行為？哪些是不良的實踐行為？這些是非標準應該盡早建立起來，在此基礎上，營造一個大學招生人員不敢、不能和不想嘗試違規行為的政策、法律和制度環境，這是培養健康有序的大學招生文化的必由之路。制度建設中的趨同現象間接表明，我們的大學招生文化建設應該可以從上述大學、政府和社會組織的相關實踐中汲取經驗。

宏觀上，政府教育主管部門應推動公立高校以民主科學的方式進行定位，明確辦學質量標準、核心績效指標及人才培養的結果目標，闡明行動路線圖，用專業方式處理專業問題，用自上而下的方式推動改革，用自下而上的方式呵護創新。

陸一：招生本身就是一個緊張算計的議題。更好的招生文化恰恰是當我們把關注和討論的焦點放在大學教育理念、培養質量，讓招生回歸育人本質之時才能出現的。正如在分數的基礎上，大學和學生之間用“善于培養什么人”和“渴望成為什么人”來相互吸引，才是理想的雙向匹配。

今年開始的招考改革確立了“先粗篩、后細篩”的原則，高考如何在歷史經驗的基礎上發揮恰如其分的功能，自主招生如何與之結合，是接下來非常值得探索的問題。比如在上海試點中，復旦和上交大均依據高考成績以1.5：1的比例圈定自主招生的資格。這個比值是否太小，可能使細篩幾乎起不到作用。如果比值太大，大學的裁量權過大，可能很難承擔選拔成本和公平風險。換言之，看似綜合的評價體系中高考依舊占據絕對大的權重。再者，當高考不再是唯一的測評工具，大學舉辦的面試、筆試如何能對基礎教育產生更積極健康的引導作用，而不是引發更加異化的商業應試補習熱潮？

所有這些試點中的新問題哪怕微小的調整都直接關系廣大考生的切身利益，影響大學遴選效果。我們期待科學的測量、務實的研究能夠適時跟進。特別是一些關鍵的招考實證數據應對社會適度公開，使公共討論更加有理有據。

更多精彩資訊請關注查字典資訊網，我們將持續為您更新最新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