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直接講四點建議，供在座各位專家指正。

第一，智庫做什么？德魯克說做正確的事和正確地做事。其實所謂成功的高校智庫必須解決這兩個問題。如何做正確的事？實際上牽扯到對某一領域當中，比如說決策的分析。而正確做事則是對這個領域當中的一種既定的決策，高校智庫的核心問題除了服務決策外，可能還要監測決策。

第二，在公共領域中，智庫必須關注什么？按照世界銀行的分法，服務分為兩類：一是公共服務，二是非公共服務。中國對公共服務再分為：基本公共服務、非基本公共服務，我們高校智庫服務公共領域當中的決策就必須抓住三類公共服務，基本公共服務、非基本公共服務和非公共服務當中牽涉的公共政策或者公共決策，或者戰略定位，這是繞不開的。

第三，既然是公共領域，它的決策具有非常獨特的復雜性。高校智庫想要做好，在整個的一個公共領域當中的決策會涉及方方面面的群體和他們所把握的一些各自不同的語言包圍當中，如何能夠確立自己的位置？在公共政策領域當中，我們現在實際上叫作四類群體五種語言，第一類群體叫作跟決策直接相關的負責任的這部分人，政府的行政語言，他們所熟悉的就是政策文本語言，老百姓、網絡、專家建言獻策，最終落到文本上大家會看到它是一個很精煉的，帶有很強導向性的，但是這是我們高校智庫的研究工作者需要了解并且熟悉的。第二類群體，海外的很多智庫和政府內設的一些，包括國際組織內設的很多智庫還是有很多分工的，我姑且把作為政府，或者是跨政府組織的內設的政策研究機構或者決策研究機構定義為第二類群體，這類群體價值取向可能偏向于決策層，他們熟悉的是什么呢？是一種政策導向、問題導向的研究語言。第三類群體，我們定位在高校科研機構的研究者、專家學者這個層面，他們很熟悉學術研究的范式，很熟悉怎么通過一個理論或者一個工具把一個問題講清楚、研究透徹，這就是我們高校智庫建設的一個安身立命所在，也是我們獨特的優勢，不可替代。最后一類語言就是其他，也就是說在其他這一類當中，我們會發現有兩類語言是有很明顯的界限，一類就是媒體語言，而另外一類是公眾語言。我們高校的智庫建設恐怕天天都要跟這四類群體、五類語言打交道，要把握自己的優勢，設法使我們的研究成果在傳播、在呈現過程當中更加有效而有用，有用的基礎就是有效。

第四，我們做什么樣的研究可能會對決策有用？從政府的決策者來看，他們的學科背景是非常復雜的，他們所熟悉的政策語言帶有明顯的學科色彩，可能會急于解決一些短平快的問題，包括去應對一些應急的突發的事情，這是政府決策者的一個比較典型的特征。而政府內部，或者叫作跨政府組織的內部的政研人員，往往是以短學科為主的，是政策語言。在這個問題上，如果能夠提出一個有用的高校智庫的研究成果的話，要平衡這四種基本關系，要能夠使得我們在這樣一個服務決策和監測決策的過程當中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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