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花拳繡腿” 用理論的高度讓人信服

高校思政課改革的北京現象

周二下午，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金融工程專業的大二學生丁文迪早早來到階梯教室，這天下午的課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講課的是馬克思主義學院的年輕老師劉剛。雖然丁文迪提前到了教室，但也只能坐在最后幾排——這個能容納120人左右的教室里已經幾乎沒有空座位了。

在人們以往的印象中，“思政課”似乎意味著枯燥無趣，但在劉剛的課堂上，卻鮮見捧著手機的“低頭族”、目光呆滯的“神游族”和趴在桌上的“呼呼族”，抽象的理論在這里變成了一個個現實的問題。很多學生覺得兩小時的思政課“在不知不覺中過得很快”。

“我們的課從負數開始”

其實在北京的不少高校中，思政課已不再是記憶中的那副老面孔了，不少年輕教師把思政課上得“風生水起”，學生的出勤率不再靠點名來維持。北京高校的思政課正從根本上改變著。

“每門課程的第一堂課，我都會對學生做一個小調查。”中央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馮秀軍教授說，調查的內容包括“你對這門課的看法是什么”、“你對這門課的期待是什么”。

學生對這門課的期待是“多看電影早下課”。

馮教授的調查多少反映出部分學生對思政課的固有印象。

北京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的左鵬教授與馮秀軍有著類似的觀點：“很多學生對思政課抱有一種負面評價，一說上思政課就感覺是枯燥、抽象和背誦。”

“別的課是從零開始，我們的課是從負數開始。”馮秀軍說。她記得有一次，第一天上課時，一名學生帶著一本厚厚的小說就來了，“這顯然是做好了不聽課的準備，這還不夠，他還故意坐在了第一排”。馮秀軍看在眼里，但沒說什么，按照原計劃開始講課。下課后這名學生遞給馮秀軍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我是帶著小說來的，但很遺憾，我沒有機會打開。”

現在，很多思政課老師有這樣的自信：不怕學生對思政課有偏見，“只要他來上課，就能讓他們徹底改觀”。這種自信不僅有政策的指導，更有現實的保障。

據了解，北京市教工委為了能夠讓教師更好地發展和教學，充分融入思政課的“大家庭”中，通過名師工作室開展“傳幫帶”活動，通過“家庭大比武”組織思政課教學基本功比賽等方式，加強交流、提高認識，被老師們親切地稱為“我們的思政之家”。

從身邊熱點切入理論本質

要想把學生的心留在課堂上，照本宣科顯然是行不通的。

“學生一打開目錄就會皺眉頭，因為我們的教材編寫是從結論和觀點出發的。如果按照這樣的結構給學生講，他們一定不愛聽，他們會說‘你想告訴我的結論就是這個，我何必還要知道過程’。”北京某高校一位思政課老師表示。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人文社科部的賀學琴老師對此也深有體會。賀學琴認為，如果按部就班地按教材的章節去講，學生的關注度是極低的。

那么學生關注什么呢？“更多是現實社會中的一些熱點問題。”賀學琴說，所以一定要把教材體系轉化成教學體系。比方一門課共8章，老師們把其中幾章內容合并，再與一個現實問題結合形成專題，這樣就可以把問題講深，而且學生也愿意聽、愿意參與。

北京市教工委“名師工作室”主持人馮秀軍和她的團隊探索總結了一個“問題鏈教學法”，教師把每次的教學內容都設計出內在邏輯關系嚴密的一系列問題，隨著問題的拋出，學生在思考的過程中就會不斷跟著老師走。

劉剛的那節課講的是“科學究竟是什么？”劉剛設計了10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假設科學突然離開了我們，世界和我們的生活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

“現在的學生無時無刻不在享受科學帶來的便利，設計這樣的問題能把學生帶入一種思考的狀態。”劉剛說。

學生們馬上從隨身攜帶的手機聊起，討論著“如果離開手機自己能堅持多久”，逐漸深入到“科學突然離開我們”會發生什么的探討。接著劉剛又拋出了“科學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科學是單個人的事情還是由共同體完成”等一系列問題，最終學生們被帶到了“科學究竟是什么”的主題。

時刻貼近學生生活和社會熱點，說起來簡單，但對思政課老師而言，工作量極大。“現實是具體的、變動的。我們除了要有扎實的理論基礎外，還要密切關注瞬息萬變的國內外局勢。我每天除了上課以外，大部分時間需要泡在網上，瀏覽各種信息。”左鵬說。正因為如此，一些學生把思政課當成拓展知識的途徑。

理論的力量最終征服學生

把課講成這樣顯然需要花更多的時間，那么老師還搞不搞科研，要如何處理好科研和教學的關系？

“只搞科研不搞教學似乎還可以，但是如果只搞教學而不搞科研萬萬不行。”馮秀軍說，沒有研究就做不好教學。”

在談到高校思政課存在的問題時，曾有人指出課堂枯燥乏味是主要問題之一。于是，在思政課改革過程中，不少人在教學方式上下功夫，各種漂亮的PPT、精彩的視頻資料頻頻亮相。

“但是，有學生會對我說，不要搞太多的花樣，請您用理論的力量征服我，如果您能用理論征服我，我就信您。”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黨委書記孫蚌珠教授說。

對于很多學習態度端正的學生來說，那些花里胡哨的東西似乎很幼稚。

“形式豐富的目的在于內容的深入。”左鵬說，如果只停留在營造豐富多彩的形式上，而把思政課的本質拋到一邊，就失去了這門課所具有的意義。

雖然教學和科研兼顧有些辛苦，但在馮秀軍看來，教學本來就可以促進科研。尤其對思政課來說，“我們在課堂上面對的不僅是學生，還有一個個真實存在的思想問題”。這些問題本身就是很好的研究課題，所以很多學校給年輕人創造各種機會參加科研，“我們老師一年發表的文章也能有幾十篇。”孫蚌珠說。

現在劉剛不僅要經常研究國外教師是如何組織課堂的，也不能放松自己的科研。學期之初，劉剛給學生開出了一個40本書的書單，同時讓學生期末時交一份1萬字的論文。

對于一位思政課的老師來說，在開學之初留這樣的作業是需要勇氣的，好在每次坐得滿滿的教室給了他最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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