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法學領域正逐漸興起構建中國法學學術話語體系的吁求，展現出如下三個維度：一是批判反思，即批判反思當前中國法學界既有的話語體系現狀。二是建構或重建，即展現中國法學話語體系的理想圖景。三是“實用”的維度，法學乃經世致用之學，中國法學必須直面中國問題，并有效解決中國問題。

作為人類最常規的思維之一，批判反思思維無疑是與事物的客觀現狀及其超越性聯系在一起的，它的基本要義就是在“證據和理性的堅實基礎上建立信念”（杜威語）。法學概不例外。有效的法學學術話語體系必須建立在堅實的證據和理性基礎上，或者說批判反思的首要任務是揭示中國法學學術話語體系的現實，包括其歷史變遷、外觀表象、問題及其緣由等等。

就當代中國法學而言，可以肯定地說，經過數十年來學界的共同努力，中國法學取得了較為可喜的進步，中國法學的現代性范式基本形成，但沒有獨立的學術話語體系。

眾所周知，當代中國法學話語不是“自創生”的，它是隨著自清末以來萌生的現代化救亡圖存、富國強民的百年夢想在中國的展開，并經過學界同仁數十年來的艱辛探索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雖收獲頗為豐碩，但“救急、救世”的目標定位，也在極大程度上決定了為了目標的實現而忽視其中應有的道德關懷，采取極端化作業，舍棄中華數千年來傳統法制文明的精華，忽視西人學問的西方經驗及其現代化作為理論體系的復雜性、條件性，甚至存在將“事實”與“價值”問題混淆起來的邏輯風險。在全盤西化論甚囂塵上，中國進入民族性集體無自信時代的背景下，法學話語體系建構的意識徹底缺席——先是照搬蘇聯模式，后是照搬西方現代法學話語體系，熱衷于話語平移、傳統/現代、中/西現代化理論比較與器物層次的研究。“尊西崇西”思維傾向竟成為了定式思維乃至常識，現代西方法學話語體系也就不期然地獲得了話語權或文化霸權。

正因為如此，當下中國法學學術研究多數只好援用現代/后現代西方法學話語體系進行論證，這嚴重損害了中國法學學科形象與學術地位的確立。當然，事物都是辯證的，這些形態多元的話語一經整合而形成話語體系，必然能構成對世界法學話語體系的貢獻。這表明，“話語體系的建構”作為一種改變現狀的變化范式，已經成為新時代的一種話語理論/話語政治和知識想象。話語體系的建構已不再是一個單純的術語學或民族語言學問題（盡管這是其最常見的問題形式），它同時也是一個法學主體性形象確立和身份認同問題，這一確立和認同問題必然與法學理論的理性自信、自尊、自覺、自律的巨變聯系在一起。

這種困境無疑也為當下構建中國法學話語體系開出了一劑良藥，那就是將其置于具體的社會法律實踐之中，通過恢復法律現象的復雜性、條件性，生產出有關法律性質和法律現象的豐富洞見，從而為中國法學話語體系的構建創造空間。這表明，法學話語體系既是概念，也是實踐，從屬于“現實的生活過程”，有著深層的社會—歷史向度，更是一種意義的體系。顯然，這里的意義必須作人類學上的理解：法學話語體系乃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的精華，表達了社會生活的一種理想狀態和基本的文明屬性。

多年來，學界同仁對中國法學學術話語體系的構建進行了不少嘗試，但效果不佳，其根本原因在于沒有很好地把握作為實踐和意義的法學話語體系的深層內蘊，而陷入以下誤區：

首先，這些話語及其體系嘗試或是政治話語的簡單平移；或是食洋不化、移植現代西方法學話語的零部件，鸚鵡學舌組裝而成似是而非的“準進口”產品；或是尊新崇新、趕時髦套用其他學科最新話語而形成消費型的學術話語……由于實踐或意義的缺席，人們棄之如草芥就不難理解了。

其次，視話語為單純的概念，堅持話語體系的建構為“話語派生話語體系”這種延續式的思維定勢。事實上，所有的話語都源自于實踐，植根于具體、歷史的時代生活之中，有著“不言自喻的常識性知識來源”（美國當代哲學家瓦托夫斯基語），因而話語其實也是一個場域、世界，包含了話語建構者的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這也是吉爾茨一再申說所有法律知識都是地方性知識的原由。鑒于此，當下中國法學學術話語體系建構只有側重法學話語實踐及其意義的互動關系，才有可以期盼的理由。

再次，必須使用民族語言，話語必須贏得話語權。理論上，按福柯“話語即權力”的邏輯，所有的話語均內在蘊含著話語權以及其間的話語政治。但這顯然是單向度理解。“話語必須贏得話語權”的實現，一方面要求我們要概念耐心（黑格爾語）、話語耐心以及體系耐心；另一方面，應有效圍繞“話語既是實踐的學說或行動的學說，也是意義的體系”下功夫，畢竟“我們的時代期待于法制的不僅是要它建立秩序，而且是想通過新的法律手段多少從根本上改造社會”（法國比較法學家達維德語）。當然，不要過度執迷于話語權的確立，歷史地看，上乘話語權的確立要看起來好像從未進行過一樣。

上述誤區表明，建構中國法學學術話語體系，不是一項輕松的思想任務，需要時間和智慧，但我們至少在目標上明確：中國必須有自己的法學話語體系，這是它的所有現代形象的最基本形象。這同時表明，建構中國法學學術話語體系應當確立如下思路。第一，確立其邏輯主線：回應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法治化直至善治化的偉大實踐，把話語體系的建構理解為一種獨特的、昭示中國治國理政能力全面升級的中國法律實踐理性的體現和結晶，而非一種抽象的說教或想象。事實上，在這個問題上，既有的建構經驗表明，再好的話語想象也遠不如這樣本體論定位來得更重要，來得更迫切，必須喚醒和凝聚全民族這樣的法學話語體系共識和認同，作為其基本的邏輯起點和精神期許。第二，必須打破現代西方法學話語權的壟斷性地位，以中國的視角和國際化視野，沿用傳統概念但卻進行當代中國法治的實踐和語義轉化，排除西方語系、西方話語權的干擾，最終建構中國法學本體語言及其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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