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學”到“中國學”
面對中國的崛起和西方學術潮流的沖擊，學術界近年興起“中國學”（China Studies）的研究，有些學者甚至提出讓“中國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建立自己的一套研究方法。那么，什么是“中國學”？本版特別邀請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云茂潮中華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焯然專門就此撰文，李教授的研究領域涉及中國思想、文化、明代史、東亞儒學、華人宗教與民俗，希望他以海外學者視角對“中國學”的闡發能給予我們啟發。
海外的中國研究
什么是“中國學”？這不是可以簡單說清楚的問題。中國學與海外學術界常見的三個名稱：Sinology、Chinese Studies、China Studies有密切的關系。Sinology一般被翻譯為“漢學”，是指中國以外的學者對有關中國傳統學術的研究，其中尤以歐洲學術界對中國研究有數百年的悠久歷史，奠定“漢學”研究的地位。過去的重點在傳統的語、文、史、哲學問，“漢學”所牽涉的是傳統經史詮釋、文字訓詁一類的研究。
在亞洲地區或漢字文化圈，“漢學”同樣是歷史悠久的研究領域，其界定也有地域和國情之別。在日本，研究中國的傳統學術被稱為“漢學”（Kangaku），中國的醫藥稱為“漢方”。而他們稱自己本國的語言為“國語”，研究自己的母語的學系稱“國文系”。在越南，歷史上有一段頗長的時間使用漢字，中國的語文稱為“漢文”，河內的漢喃研究院便收藏了大量古代中國輸入的漢籍及越南知識分子研究中國文獻的漢文著作。而在中國大陸，對于中國傳統學問之研究，稱為“國學”；在臺灣，中文系也稱為國文系，道理是同樣的。有些人認為漢學（Sinology）是近年中國大陸流行的“國學”的前身，這其實是誤解。“國學”是有關自己國家的學問，正如“國語”是指自己國家的語言、“國文”是指自己國家的文學，所以在中國本土，“國學”便指中國的傳統學問。
但近年因受到種種因素的影響，被稱為“漢學”（Sinology）的傳統學術研究，開始發生變化，甚至被質疑其實用價值。為了擺脫其傳統訓詁考據的形象，海外有些學術機構開始舍棄帶有古典意義的“漢學”/Sinology 而改用范圍更廣和具有現代意義的名稱——“中文/華文研究”（Chinese Studies），雖然仍然以語、文、史、哲為主，但同時涉及近當代中國和海外華人的研究。針對漢學的現代發展，海外有些學者提出“新漢學”或“后漢學”的概念，雖然頗有新意，但并未得到廣泛的接受。
“中國學”（China Studies）是“漢學”式微以后在學術界日漸受到重視的領域，“中國學”的范圍比Sinology或 Chinese Studies更為廣泛，除了傳統文字、文本的研究，中國學也包括政治、社會、經濟、科技、文化、教育、出版、信仰、性別研究及周邊關系等領域，舉凡與中國有關的課題，縱及古今，橫跨中外，都可以是中國學的范圍。有些學者認為中國學只限于當代研究，其實并不盡然。從“漢學”到“中國學”，其轉變關鍵，可謂有跡可循，也反映中國研究范式的轉變。海外對中國的研究，從傳統的語文史哲，到走出傳統，延伸到現當代的研究，并以社會科學及多元學科的研究方法去探討中國課題，反映中國研究的新趨勢，也突顯人文學科面對時代變遷的挑戰而邁向更多元的發展。
有些學者認為“漢學源于歐洲人的殖民主義而產生的東方研究，歐洲大學里的漢學系，實際是一種非驢非馬的四不像，它既不是文學系，也不是語言系，也不是歷史系，而是集語言、文學、歷史、哲學、考古、美術，甚至制造外交官的翻譯這一切的一切于一爐的一種可以倉促吞咽的臘八粥，或者雜合菜。”對于歐洲的傳統漢學系，用現代學科的分類去衡量，認為其內容龐雜、四不像，可謂見仁見智。中國傳統學問雖然分經、史、子、集四部，但歷來文史哲不分家，過去歐洲的漢學系，大概也是以此為依據，用今天西方的學術嚴格劃分的標準來去批評傳統的漢學系，其實并不合理。但不管如何，“漢學”所牽涉的是傳統經史詮釋、文字訓詁一類的舊學問，這點是毋庸置疑的。
但對于“漢學”和“中國學”的關系，并不容易說清楚。這里應該有四個觀念需要厘清：漢學（Sinology）、中文研究（Chinese Studies）、中國學（China Studies）、區域研究（Area Studies）。當然，為了更清楚其本質，我們還需要把“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也放進來考慮。
西方學科的楚河漢界
中國傳統的學問有“文史哲不分家”的看法，學術的界線并非壁壘分明。但西方學科分門別類嚴格，學科的疆界儼如楚河漢界。作為現代學術，過去漢學并未被視為是一門專門學科（discipline），就是“國學”也只被視為是學術的總稱。早在1929年，著名學人鄭振鐸便曾經說：“‘國學’乃包羅萬有其實一無所有的一種中國特有的學問，‘國學家’乃是無所不知而其實一無所知——除了古書的訓詁之外——的一種中國特有的專門學問。”因為區域研究本身不能自成學科，地位無法與專門學科相比，有些學者因此認為其未來在學術界將無立錐之地，力求向西方學術方法靠攏，甚至希望將“漢學”或中國研究成為一門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但將一個區域的特殊境況用西方社會科學的普遍理論去分析，難免牽涉研究方法的問題。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在檢討中國學的現狀及其發展方向時便指出：“西方學者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論來分析中國，往往產生一種‘看著蘋果（西方）來論述橘子（中國）’的局面。而現存西方觀念和理論是西方社會科學界用西方的科學方法來觀察西方社會現象的產物，方法論和其所產生的概念、理論之間存在著內在的邏輯一致性，當這些概念和理論被用于解釋中國現象時，這種邏輯一致性就消失了。”
同樣的顧慮，亦見于美國加州大學陳啟云教授的分析。他在談西方的漢學與中國學時認為西方漢學/中國學是西方學術的一部分，西方學術又是西方文化的一個環節，分析西方漢學/中國學要從西方文化的語境著眼。比較西方漢學/中國學和中華學術，更要從雙方的歷史文明著眼。他說：“西方（尤其是美國）‘中國學’的母體是‘漢學’。西方的Sinology，Sin 指的是‘秦’，或許有1000～2000年的歷史淵源。13世紀至14世紀，蒙古人西征在東西交流方面，導致了長期間羅馬教廷派遣使節來華；這些天主教士們用拉丁文寫成的報告啟蒙了歐洲人對東方文明的重視，歐洲天主教的教士成為早期西方‘漢學／中國學’的主力。15至18世紀來華的天主教士們采取‘援儒入耶’的傳教策略，因此努力學習中國的經、史、子、集。這種以鉆研學術為目的的學問（與清廷科舉之學相對的乾嘉‘漢學’）成為歐洲‘漢學/中國學’的主要傳統。這些‘漢學家’的論述大都展現了中華文明美好的一面。19世紀至20世紀來華的基督新教傳教士開始深入中國民間低層社會，發現中華文化的種種黑暗面。兼之此時又是‘西風壓倒東風’的時代，因而這些西方學者對中國的看法向負面轉變。”陳啟云也指出西方的中國研究是受其本身的政治環境所主導，至20世紀50年代，社會主義新中國成立以后，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更加認為，過去數百年的西方“漢學”誤解了中國的實情。美國政界推動以國家力量支持的“中國研究”，其主導力量為“美國國防教育法案”。此時西方的“中國學”研究是為了準確地認知當代中國的現實，加以有效的應對，其研究進程，是由今而古地逆索過去。
可以說，這里牽涉的問題頗為復雜。海外中國研究的動機究竟是政治的還是學術的，有國情的差異。但區域研究本身就是跨學科的研究，往往包括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領域。
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互補
面對中國研究處于研究領域和研究方法的轉折，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白杰明教授提出“New Sinology”的看法。然而，不管稱為“新漢學”或“后漢學”，都難以避免本土化的問題，不同地區和環境，有不同的考量，往往影響其認識和分析問題的視角。北京大學嚴紹璗教授主張將現在流行的“漢學”“中國研究”和“中國學”等概念，統一定名為“國際中國學”。新的名稱不僅有利于反映這一學科近代以來“在內涵的價值層面與外在的研究資料層面”的重大變遷和改觀，而且還能夠關照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現實格局，以避免“漢學”的單一民族局限。中國學當然比傳統的漢學的包容性更強，同時避免局限于國外研究中國問題的意涵。但中國研究的本土性還是沒有辦法擺脫的，最終還是會形成“中國的中國學”和“海外的中國學”的差異。
目前的中國研究，不管是在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或歐美國家的漢學系、東亞系，都有本土化和國際化的挑戰和兩難。每個地區的中國研究，不管重點是傳統的還是現當代的，都會具有其本土的特色。張耀銘先生的《中國崛起與“中國學”的本土化》一文中提出提升中國的學術話語權。認為“中國學”本土化的目標，聚焦“中國問題”，堅守“中國立場”，創新“中國視域”，總結“中國經驗”，詮釋“中國道路”。過分強調本土特色的中國學，最終目的只能夠滿足一己的要求，無法作為國際學術溝通的平臺。
對于中國學研究的方法和發展方向，同樣是目前許多地區中國研究所面對的重要抉擇。其中比較關鍵的問題：如果中國研究需要追上時代、國際化，是否意味著需要突破傳統人文學科的界限，向社會科學靠攏？在人文學科中，我們是否可以尋找中國學研究方法的借鑒？這些問題，也許是目前對中國課題研究的學人需要深思熟慮的。在我們鼓勵跨領域和多元視角研究的當兒，如何利用西方學術研究的嚴謹方法，來分析中國傳統和現實情況，是目前人文學科中的中國研究的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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