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書玉
最近讀了國內朋友在微信轉的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的文章《一輩子的道路取決于語文》(注：該文原題為《語文之美與教育之責》，刊登于文匯報2015年1月9日),感慨良多。
我上一次見到陳平原師是在2007年悉尼大學。當時他們去墨爾本開會，回來路上在悉尼逗留幾天,我就邀請他們給我當時任教的中國研究系做一個講座。記得陳老師講座的題目就是“解讀當代中國大學”。我1991年離開北大到北美求學,1997年工作后幾乎每一兩年都回國開會或做研究，自以為對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包括國內大學的各種改革也了解一二。但陳老師所述的市場化、全球化對大學的影響仍然讓我感到觸目驚心，而國內教育人士對大學發展的拳拳之心也令人動容。于是，我開始留意國內關于大學教育改革和國際化的討論，基于這些年我在北美和澳洲大學教書的經歷和觀察，我認為，中國大學的發展絕不是中國 “自己的事”,而中國教育培養出什么樣的人才對全球的高等教育都將帶來巨大的影響。
和大陸學生比，香港學生的英語應該過得去，但在課堂討論和書面表達上的表現一樣平庸，這是為什么？
我所在的西門菲沙大學 (Simon Fraser University,以下簡稱SFU)算不上有名的大學，不過它在加拿大大學排名榜上經常名列綜合類（強調本科教育）第一。這是因為，加拿大其他更有名的學校，比如多倫多，麥吉爾或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等都單獨列在研究類；而SFU有很多學科如新聞傳播學、計算機科學、犯罪學以及商學院在國內外還頗享盛名，加上位于溫哥華這樣亞太地區的走廊并為亞洲人青睞的城市，所以新移民和國際學生比重很大。2014年秋季全校本科生25,215人中，國際學生占16.9%，有4,257人，其中，中國學生2,418人，占國際學生的一半還多。國際學生（1,233人）在研究生（4,364人）中的比例更高，達28.3%，其中中國學生（326人）也占四分之一。在這些國際學生中，最多的是讀商科，然后是應用科學和傳媒。值得一提的是，SFU這種“國際化”的趨勢絕非個別現象。數據統計，在2004到2012年間，全加的國際學生人數增長了60%。
國際學生人數的增加固然幫助學校解決了一些收支平衡的問題，但也使加拿大的高校面臨一個很大的挑戰，這就是如何維持課程標準和提高對學生的教育質量。隨著大量母語非英語的國際學生涌入,很多學生看其TOEFL或GRE成績還算不錯，但真到上課聽講、討論就跟不上了，演講和寫作更顯示不出這些學生的才能和潛力。近些年，探討如何幫助國際學生和新移民克服語言障礙，使他們能夠最大限度利用國際教育資源發掘自己的潛力,已經成為美國和加拿大大學諸多教育者擔憂的話題了。
就我個人的觀察，語言還只是問題的一部分。其實很多國際學生尤其中國的學生，因為長年的應試教育，缺乏基本的綜合分析能力、邏輯思維和批判式思維。加上國內的大學教育強調分科，這就相對限制了學生的視野，對專業知識或技能之外的領域所知甚少,適應能力和學習能力都有待提高。比如我教授人文學和亞加研究課程，學生準備學期論文，英文說不清，我讓他們跟我私下用中文討論，可是發現同樣存在這些方面的問題。而香港學生，英語應該過得去，一樣在課堂討論和書面表達上表現平庸。我個人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就是：國內中學、大學這些年倡導的人文教育或者說通識教育還有一些欠缺或名不副實的地方。
即使在沒有“文理學院”模式的加拿大的一所普通高校，學生要想本科畢業，必須完成總計12門即36個學分的WQB課程。
談及美國高等教育的精華，國內一般只知道赫赫有名的藤校 (Ivy League)，直到最近這兩年，美國的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才開始受到一些關注。其實，美國高等教育的傳統或特色，就是這些小規模的以本科教育和通識教育為主體的“文理學院”。全美有五百多所這樣的學院，最著名的包括Amherst、Bowdoin、Middlebury、Swarthmore、Wesleyan、和Williams.。這些文理學院多是十九世紀美國受歐洲文化傳統和教育理念影響建立的,仿效西方古典時期自由公民所要接受的基本教育，其特點就是給學生提供基本的智能訓練,打下廣闊的知識基礎。學生除了選擇特定專業的同時，還要選讀大量的自然科學和傳統的人文學科，包括文史哲經典課程,以培養廣闊的視野和健全的人格。最后，學生拿到的也是文學士學位（BA）。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曾喧囂一時的文理學院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其實是個偽命題。事實上，多數學生畢業后都進入了法學院、商學院、建筑學院等這樣的職業學院或各種各樣的研究院，文理學院只是他們在職業道路和人生旅程上的第一步。一個人在選擇職業之前，要有廣闊的視野、扎實的基礎和道德境界的培養。這樣才能有可持續的發展，這正是文理學院最基本的教育理念。
而在其他沒有“文理學院”模式的國家里，大學對人文和通識教育一樣重視強調。比如SFU的WQB課程要求：無論什么專業的學生，要想拿到本科畢業證書，必須選修36個學分的WQB課程,即兩門寫作要求高的課程(Writing)，兩門數學邏輯分析課程(Quantitative Reasoning)以及八門擴大知識面（Breadth）的課程，后者包括人文科學兩門、社會科學兩門、自然科學兩門、以及其他自選兩門，且這些課程分數都不得低于C-。WQB課程要求背后的理念就是，一個合格的大學畢業生必須有閱讀寫作能力或者一般意義上的溝通能力、有邏輯推理、數據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對本專業以外的不同學科的規范、方法和觀念的一定了解。
大學教育最怕急功近利，建立和加強名副其實的人文教育才是中國大學“國際化”的根本所在。
這種強調通識教育和人文教育的教育理念和模式也許不能短平快地出成績，但對社會和個人的長期發展卻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拿我認識的兩位國外精英為例:加拿大亞太基金會總裁胡元豹先生 (Yuen Pau Woo)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中國法研究中心主任李本教授 (Benjamin Liebman)都是年輕有為，很早就成為各自專業領域的翹楚，一個在亞洲經濟，另一個在中國法律。其影響不僅局限在他們的學術和專業領域，更重要的是他們都是各自領域有擔當有建設的領袖人物，其聲音和遠見都極大影響并促成了美加學界政府和社會與中國以及亞洲的關系。
從與他們接觸中我觀察到,他們的成功很大程度得益于個人的人文基礎異常扎實。他們能夠從容閱讀處理大量的研究資料、信息和數據，并從中提綱契領篩選要點和課題，敏銳地抓住本領域發展的方向和趨勢。聽他們的演講，也可以感受到他們思維和語言的嚴謹精確，以及高屋建瓴的辨識能力。而其作為領袖的說服力、感染力甚至工作熱情更來自他們堅定的信念和積極向上的精神力量。我們需要明白，這兩位精英人士身上的這些功夫并不只是他們的專業經濟學或法學訓練培養出來的，而是來自從中學到大學所接受的良好的人文教育。李教授在讀法律之前，本科是在耶魯大學讀的東亞語文系。這使他不僅說得一口地道的漢語，可以直接閱讀中文資料,而且對中國當代社會文化以及中國在世界上的重要性的理解遠遠領先于世人。來自新加坡的胡先生在去Wheaton College上大學之前的間隔年(gap year),選擇到加拿大旅行讀書,所就讀的Pearson College UWC就是一個在全球有15所學校/學院的跨國教育機構，強調培養學生的學習能力和全面發展，重視社區服務和文藝體育。而我也相信，胡先生今日的成就大概就植根于該校的教育理念:教育為促進世界大同 (“makeeducation a force to unite people,nations and cultures for peace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由此說回大學教育，最怕的是急功近利，“國際化”也如此。“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大學的人文教育就是這樹人之本。誠如陳平原師所言，它不僅包括閱讀寫作能力以及獨立思考能力的培養習得，而且包括通過文史哲經典閱讀提升的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在全球化的今天，教育的“國際化”無疑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我們的“國際化”止于英語考級或完成規范動作的表面功夫，中國教育與世界的接軌恐怕還有一段距離。換句話，“國際化”的大學教育所培養的不僅是世界領先的專業人才，而且也應該是以服務世界改善人類為己任的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建立和加強名副其實的人文教育才是中國大學“國際化”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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