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云南、寧夏、陜西等西部省份，外來人口占比較大
設置較高門檻防止高考移民涌入
【故事】
顏女士一家在廣西居住已經有十多年，雖然是湖南戶籍，但顏女士的女兒一直在南寧念書，如今她已經是一名初二學生，可以算是一名“老南寧”。考慮到湖南與廣西的教材差別太大，顏女士打算讓女兒轉學回湖南讀初三，并在當地參加中考。幸運的是，隨著廣西異地高考方案出臺，像顏女士女兒這樣的情況，有望在南寧參加高考。顏女士一家人再也不用為高考升學的問題擔憂了。
【分析】
西部省份的異地高考方案普遍門檻較高，以廣西為例，對隨遷子女除了要求高中3年學籍和就讀經歷之外，還要求初中就讀3年并取得初中畢業證，家長擁有合法穩定職業和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3年以上。在談到設置較高門檻的初衷時，廣西教育廳有關負責人介紹，主要依循兩個原則，即對于在廣西完成初中階段義務教育的隨遷子女可適當放寬報考條件、對于高考移民要從嚴限制。
為了防止高考移民的大量涌入，作為高考洼地的西部省份普遍設置了較高的門檻，或者推行漸進式改革。范先佐分析指出，西部省份異地高考政策呈現出以下特點：
一是放開時間相對較晚。貴州、寧夏、海南從2014年開始正式實施；甘肅從2015年開始推行；陜西則要到2016年才實施異地高考方案。另外，還有西藏、青海、新疆尚未出臺正式的異地高考方案。
二是門檻相對較高。寧夏、貴州、廣西、陜西、甘肅、內蒙古均在不同程度上，對初高中學籍、職業住所、社保或養老保險作出要求。
三是外來人口占比相對較高。新疆、海南、寧夏、西藏、內蒙古、青海等6個省份的外來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均超過5%。“由于這些地方基礎教育相對薄弱，外來人口一般不會將孩子帶在身邊就讀，而是放在中東部老家。”范先佐說，“不過，一旦以低門檻放開異地高考，外來人口很有可能將孩子帶過來，對本地高等教育入學率產生較大沖擊。”
四是高等教育并不發達，但是高考錄取率并不低。2012年，內蒙古、青海、海南等地高考錄取率均在90%左右，青海、海南本科三批以上錄取率超過50%，甚至高于部分中東部省份。“這是由于近年來，教育部將新增招生指標向中西部不發達的省份傾斜，促進了這些省份高考錄取率的提高。”范先佐說，“倘若這些地區放開異地高考，好不容易形成的招生公平，又會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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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8 尾頁28省份異地高考方案對比分析圖
隨著1月9日海南公布異地高考政策，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除青海、西藏、新疆外，已有28個省份公布了隨遷子女異地高考方案。
記者綜合華中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范先佐、上海教育考試院研究員李立峰的分析發現，28個省份的政策大致可以劃分為四種類型：第一類是北京、上海、廣東、天津等核心區域，異地高考門檻高；第二類是西部省份，門檻相對較高；第三類是浙江、福建、江蘇等外來人口較多的省份，門檻相對較低；第四類是湖南、江西、安徽等人口集中輸出省份，門檻低。
為什么異地高考的門檻，北上廣津最高，西部省份其次，外來人口相對集中的江浙閩等省份反而相對較低呢？各地在推進異地高考改革過程中面臨哪些困境，采取了哪些不同舉措呢？記者對此進行了調查采訪，針對四種類型作了如下深度剖析。
北京、上海、廣東、天津等地，利益博弈激烈，資源矛盾突出
高門檻漸進式改革背后的重重困境
【故事】
10年前，楊琪（化名）和老公從黑龍江來到北京打拼，擁有合法穩定職業，2004年開始納稅、繳納社會保險，隨后又辦下工作居住證，買房安家，在北京扎根。為了不讓兒子成為留守兒童，楊琪一直把兒子帶在身邊，兒子從小學到高中都在北京就讀，擁有完整的學籍和就讀經歷。
從2012年下半年以來，為了給兒子爭取異地高考的權利，每周四上午，楊琪都會與幾十個跟她有著類似情況的家長來到北京市教委信訪室，表達自己的愿望和訴求。“本以為像我們這種情況，夠得上異地高考的門檻。”楊琪說，“沒想到，北京的方案出來，一點口子都沒開，太令人失望了。”這也意味著，楊琪不得不辭職，帶著正在讀高三的兒子，回到老家黑龍江參加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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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之困：特大城市發展不可承受之重
記者從北京、廣東等地教育部門獲悉，由于教育資源準備不足，再加上建設周期較長，使得兩地根本不可能馬上全面放開異地高考。據廣東省統計，如不設準入條件，每年將有超過20萬的隨遷子女進入高中階段就讀。而且，由于隨遷子女80%以上集中在珠三角地區，按現有學生測算，僅珠三角地區將至少要增加200多所初中和高中，新增學校所需的土地、師資、投入等，廣東在短期內根本無法承受。
更為嚴峻的形勢是，在全國普遍出現學齡兒童人口下降、高考人數呈減少趨勢的情況下，由于人口向發達地區流動、生育高峰到來等因素的影響，北京、上海以及廣東未來參加高考的人數，將會呈現上升趨勢。廣東省本地高考生源以每年平均增加4萬多人的速度持續增長，預計到2014年和2015年將處于高峰期。因此，異地高考從2016年放開。
而北京從2011年開始進入隨遷子女高峰期與本市戶籍學齡人口高峰期。到2014年，北京市小學一年級入學人口將由目前的10萬人左右劇增到18萬人左右，增長率高達80%，之后幾年仍將呈持續增長趨勢。即便不考慮放開異地高考可能帶來的新的學齡人口增加，2020年前北京也將面臨巨大的基礎教育學位缺口。“從這個角度來看，北京的異地高考至少在近幾年內難以放開。”那位不愿具名的專家表示。
“除了教育資源緊張之外，資源的嚴重匱乏，也決定了這些地方異地高考的步伐不會太快。”劉海峰表示。
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北京市常住人口2018萬，非戶籍人口700多萬；上海市常住人口突破2300萬，非戶籍人口890多萬。龐大的人口規模與城市資源環境、公共服務有限供給之間的緊張關系已經非常突出。劉海峰表示，其中北京最為突出，北京是我國最缺水的大城市之一，人均水資源占有量2010年只有124.3立方米，大大低于國際公認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線。
“如果異地高考方案對社會釋放過高預期，為分享優質教育資源而舉家遷移來京的情況不是沒有可能出現，可能引發‘教育福利拉動型’人口增長，北京城市資源環境的承載壓力將進一步加大。”北京市社科院副研究員姚兵稱，“到那時，不管是京籍還是非京籍，所有孩子受教育的權利都會打折扣。”
【分析】
經過千呼萬喚，北京、上海、廣東、天津等流動人口最多、最受社會關注的省份，終于趕在2012年年底之前，公布費時近一年制定的異地高考方案。四地門檻之高，引起了社會廣泛爭議。
北京的方案只是過渡政策，即使符合較為嚴格條件的隨遷子女，也只能在北京參加中職、高職考試，尚未有放開本科招考的方案；上海則延續了一貫與居住證掛鉤的思路，只有符合A類居住證的隨遷子女，才可就地考取本科，其他類型的居住證，只能報考高職；廣東則實行漸進式改革，逐步放開，到2016年允許隨遷子女就地高考；天津也只是公布隨遷子女參加中高職考試的方案，并未涉及本科招考。
公平之辯：機會公平VS結果公平
曾經三次上書國務院，呼吁放開異地高考的憲法學專家、北京大學教授張千帆認為，隨遷子女享有平等受教育權和入學機會，異地高考條件不能過于苛刻，北上廣等地隨遷子女數量巨大，或可設置一定的門檻，但不宜過高，受教育權和升學機會是隨遷子女基本權利，不能取決于家長的地位、職業、社保納稅年限等。
“家長的社保、納稅年限以及居住證明，只是用來證明隨遷子女并不是高考移民，而不能成為歧視隨遷子女的門檻。”張千帆表示，北上廣目前的方案，尤其是上海、北京，對家長設置了過高的門檻，將大部分隨遷子女拒之門外。因此，對于三地的方案，張千帆評價為：廣東，及格；上海，不及格；北京，零分。
長期致力于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研究的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劉海峰則表示，在京津滬等地，保障隨遷子女的入學機會與保障戶籍學生升學考試權利之間，存在著機會公平與結果公平的“兩難”困境：門檻過高，則無法保障隨遷子女入學機會，不利于機會公平；但門檻太低，則會導致大量高考移民涌入，損害當地學生的升學權利，引起新的不公平。
“透過強烈的就地高考的民意訴求，我們已經看到，家長們不僅僅是簡單地追求平等的權利，更重要的是想分享京滬等地優厚的名校入學機會。沒有基本的入學機會絕對不公平，但通過異地高考來分享名校的入學機會，這是以一種新的不平等代替另一種不平等。”曾寫作《中國高校招生考試中的區域公平研究》一書的李立峰認為。
劉海峰表示，在各方利益、觀點十分對立的情況下，應充分調研，漸進地加以調整或放開。在機會公平與結果公平之間求得平衡。“從這個角度去看，京滬等地推行高門檻、漸進式改革，有其必然性，體現了循序漸進、逐步放開的原則。”
利益之爭：戶籍人口VS外來人口
范先佐告訴記者，異地高考涉及多個利益主體，包括政府、當地戶籍人口與外來人口，利益的博弈影響到制度設計以及異地高考的門檻。
范先佐表示，在現行戶籍制度和分省定額錄取的高考招生體制下，無論是義務教育階段的優質教育資源，還是高校尤其是名校的招生錄取指標均與戶籍掛鉤。北上廣津等地隨遷子女數量巨大，占學齡人口的比例也遠遠高于其他地區，他們希望放開異地高考的訴求，勢必影響到戶籍人口的既得利益，引起戶籍人口的抵觸和擔憂。
記者綜合有關媒體數據發現，除廣東三本以上錄取率略高于30%之外，京津滬三地的二本以上錄取率均超過50%，甚至有城市達到70%，遠遠高于其他省份。而四地隨遷子女數量巨大，所占比例也較大，北京和上海均超過40%，廣東超過20%，天津也接近20%。“如果完全放開異地高考，即便中央能夠協調部分招生錄取指標，四地想要保持這么高的錄取率根本不可能。這就會損害到當地戶籍考生的既得利益。”一位不愿具名的專家表示。
在北京、上海等地，由異地高考所引發的部分戶籍人士與非戶籍人士的利益博弈呈公開化態勢。2012年10月中下旬，爭取異地高考權利的非京籍家長，與反對開放異地高考的京籍人士一度在北京市教委信訪室發生拉扯。在上海，同樣也發生過類似的情景。
張千帆認為，要靠高門檻來消除高考移民以及外來人口的大量涌入，無疑是飲鴆止渴，必須消除高考招生中的區域歧視，打破高考特權，才能從根本上消除京滬等城市面臨的人口、資源困境。
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看來，京滬津等地的高門檻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地方政府是重要的利益相關者，既然國家把制定異地高考政策的權力交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就會根據自身利益設置合適的門檻，漸進式推行改革。”熊丙奇表示。
事實上，京滬津粵等地制定異地高考政策，不約而同選擇“分步實施、逐步解決，先職業教育后普通教育，先中高職后本科，先借考后高考”的思路，除了考量外來人口和戶籍人口的利益訴求之外，還參考了當地教育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充分考慮了城市的功能定位、產業結構布局和城市資源承載能力。
浙江、江蘇、福建等地，對外來人口包容，資源承載能力足
低門檻放開具有示范樣本意義
【故事】
段先生在浙江省臺州市務工，老家四川已沒有親人，只能把女兒段機夢帶在身邊，在當地接受教育，從小學五年級一直讀到高三，但戶籍這個坎，始終是段先生和女兒心里放不下的石頭。2012年12月29日早上，班主任打來電話說：“浙江發布了異地高考政策，你可以在這邊參加高考了。”聽到這個消息，段機夢情不自禁流下眼淚：“那天晚上我連做夢都在笑。”
【分析】
浙江、江蘇、福建三地的外來人口數量和比例，僅次于京滬粵等地。三地的高考錄取率也較高，均在85%左右，其中三本以上錄取率在50%左右，有關專家曾經指出，這三地是異地高考壓力僅次于北上廣的地區。
不過，三地公布的異地高考政策，門檻卻相對較低。范先佐告訴記者，異地高考的改革，需要主客觀條件的配合。主觀條件包括當地政府、戶籍人口對外來人口是否能夠包容，客觀條件則包括：當地基礎教育能否接納外來人口隨遷子女；隨遷子女的到來會不會對當地高等教育產生沖擊；當地環境資源能否承載外來人口的涌入。
從這些主客觀條件分析，范先佐表示，相對于北上廣津等四地，江浙閩顯然已經具備較為成熟的條件，因此能夠以較低門檻放開異地高考。“這些地區對于外來人口的包容心都比較強。認可外來人口對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在教育布局上，這些地區普遍都考慮到隨遷子女的需求。”范先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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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主觀上的包容相適應，這些地區隨遷子女在公辦校就讀比例也相對較高，據統計，2011年，浙江省74.2%的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在公辦校就讀，絕大部分是外省籍人口；福建省89%的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在公辦學校就讀。“這說明，這些地區基礎教育階段能夠較好地接納隨遷子女入學需求，不會對當地教育秩序造成沖擊。”范先佐表示。
“總體上來看，這些地區的高等教育適齡人口呈下降趨勢。”范先佐分析稱，“這意味著以低門檻放開異地高考方案，并不會對當地高等教育入學產生太大沖擊，而且從一定程度上來講，還能夠緩解當地中高職的生源危機。”
在劉海峰看來，江浙閩等地放開異地高考還有一個得天獨厚的優勢，“江浙一帶基礎教育質量非常高，外來人口要想贏過本地考生，實際比較困難。這也杜絕了高考移民的可能性。”
記者了解到，浙江異地高考方案出臺后，部分學生依然打算回原籍參加高考。嘉興一中學生小沈是甘肅人，他覺得甘肅的高考競爭沒有浙江激烈，難度也沒有浙江大，回甘肅參加高考勝算會更大一些。
范先佐指出，江浙閩等地區放開異地高考，體現了高考改革的方向，能夠緩解特大城市的壓力，并提供解決這一難題的實踐經驗，形成有利于改革的大環境，具有重要的示范意義和推廣價值。
2 3 4 5 6 7 8 尾頁湖南、江西、安徽、四川等中西部省份，外來人口較少，高考競爭激烈
異地高考壓力最小門檻普遍較低
【故事】
湖南省長沙市稻田中學高三理科班學生徐宇，來自江西省上饒市玉山縣。當記者問到他對湖南異地高考政策的想法時，這名17歲的小伙子一臉驚訝：“報名跟本地同學一樣，沒感覺有什么差別啊，也沒什么其他手續。”
徐宇告訴記者，2012年12月中旬，他就在學校報名參加湖南高考，沒有任何程序上的麻煩。“如果沒有異地高考的政策，那就準備回去考。”徐宇告訴記者，盡管在湖南高考，被好學校錄取的幾率可能比在老家考稍微低一些，但全家都在這邊，回去高考反而不方便。
【分析】
對于絕大部分中部省份以及絕大部分西部省份而言，制定異地高考方案并沒有太大的壓力。范先佐指出，以江西、湖南、安徽等地為代表，這些地區外來人口普遍較少，其中部分省份還屬于人口集中輸出地區，當地基礎教育質量相對較好，高考競爭激烈，錄取率在全國處于中下游水平，不用擔心高考移民問題，制定異地高考方案的壓力普遍較低，因此門檻也相對較低。
記者分析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2012年各地高考升學率發現，只對學籍、就讀經歷或者父母（或監護人）資質提出要求的低門檻省份，除了江浙閩等三地，還有13個省份，分別是河北、山西、遼寧、黑龍江、山東、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四川、重慶、湖北、吉林，這些地區外來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普遍在2%左右，最高不超過5%。其中安徽、四川、河南、湖南、江西是我國跨省流出人口最多的5個省份，2011年跨省流出人口分別占到全國總數的18.4%、16.94%、10.81%、9.94%、8.66%。隨遷子女就地參加升學考試的需求較小。
這些地區異地高考方案分為兩種模式：一種是“學籍模式”，只對學生學籍和就讀經歷作出要求，包括山東、江西、安徽；另一種是“學籍加家長資質模式”，包括河北、山西、遼寧、黑龍江、河南、湖南、四川、重慶、湖北、吉林。
記者調查發現，這些省份的外省籍學生呈現出兩極趨勢：來自京津滬以及西部省份等高考洼地的學生，多傾向于回鄉考試；而來自于與這些省份類似的基礎教育質量較好、高考競爭激烈的外省籍學生，則更愿意留下來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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