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名稱：英國倫敦大學學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所在位置：英國，London學校設置類型：綜合性大學創建時間：1826年學歷：本科 研究生 網絡課程 學校性質：公立學生人數：21620人院校地址：8360
為中國留學生提供海外新聞：《我把自己當慈善試驗品》01月15日報道。據英國《華聞周刊》報道，中國留學生愛心助學基金，由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人文地理專業畢業生羅海岳于2007年創立。OFund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倫敦大學學院、華威大學、劍橋大學和帝國理工等十五間英國大學均設有分部。自成立以來，中國留學生愛心助學基金每年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招募，目前，已有超過兩千名留學生參與支教。
OFund最早叫“中國留學生愛心助學計劃”，是一個學生社團性質的組織，短短7年間，它已經成為海外最具影響力的中國留學生公益組織。而它的創立者羅海岳也在完成美國康奈爾大學的深造和聯合國等非盈利性機構的工作后，回到中國，在兼顧OFund的運營同時，加入了壹基金的合作發展部。羅海岳戲稱自己是“公益小白鼠”，把從國外先進的慈善理念和大型公益慈善機構中學來的運作和管理模式，試著在自己創立的慈善機構運作，為中國慈善的可持續發展探索新路子。1月6日，《華聞周刊》記者撥通了電話，與羅海岳一起探討中西方慈善機構的發展模式。
單獨募集行政經費讓我們一枝獨秀
《華聞周刊》：在公益圈，“管理費”一直是個敏感話題，你們又是如何對管理費進行管理的？
羅海岳：我們采取了一個國際先進的做法，就是把行政管理費和公益經費的籌資分開。我們向社會募集的公益經費都會百分之百地運用到公益上去，不抽取任何行政成本。而行政管理經費我們會向督導團這一部分人單獨募集。我們每年行政支出和基金會的公益金的比例一般都小于1:10。至今為止，我們每年的行政費用都有結余，沒出現超支的情況。
《華聞周刊》：這個組織在從學生社團轉變成了公募機構的過程中遇到哪些困難？
羅海岳：最大的困難在于人員的穩定性，這是所有從學生社團轉變到公募機構的過程中都會遇到的問題。因為學生能呆在這個隊伍里的時間很有限，他們完成學業之后會離開這個隊伍。當他們離開校園之后，慈善事業會從生活中的重點變成非重點。我們每年都有兩三百人參加支教，但是最終留下來成為我們一員的人不多。到現在為止，支教人數都還只能說剛剛夠用。我們所做的慈善事業是和年輕人契合度很高的，要保持這支隊伍的年輕性，才能不斷吸引新的大學生的加入。很多同期和我們開展工作的機構不能維持下去的原因就是因為人員的流失，我們已經算是在這一點上做得比較好的，才得以生存下去。所以我們希望更多年輕人的加入，而不是由我們的創始團隊來親自去做。
《華聞周刊》：中國留學生愛心助學基金每年都會通過志愿者的實地考察和定期回訪，建立貧困學生數據庫。為什么會想到要做回訪？
羅海岳：所以，我們成立自己的慈善機構而不是成為其他機構的志愿者，就是因為我們覺得其他機構不能做得真正令我們滿意，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得不到資助的反饋和后續信息，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我們在運行回訪機制時，卻發現這是一個雙刃劍，也許資助人的體驗會很好，但這會增加我們的工作量，占用了相當大的工作成本，這導致了我們無法大規模地復制這個模式。所以，基金會要維持這個模式，我們就不能擴張太快，不然可能會透支團隊的操作能力。
現在，我們一直維持小而美的規模。我們非常清楚我們的優劣勢，我們沒有商會和企業背景，資金不是我們的優勢，所以這注定了我們不會太有錢，也不會走這個路線。我們有的是優秀的教育資源、腦力資源和先進的想法和理念。我們會推廣一些實驗性的項目，也希望能給其他教育機構帶來新的想法。
OFund可以成為慈善機構的“試驗田”
《華聞周刊》：最近幾年，中國的慈善事業的發展很快，但也遇到很多曲折，這些事件帶給你們帶來的啟示？
羅海岳：問題的根源無非三個，一個是公正性，一個是透明性，還有一個是宣傳和實踐不匹配。其實我覺得只要避免急功近利的思維，這幾點都很好避免。至于公正性和透明性，現在中國這些第一流的公益機構都已經做得不錯了，大家都有意識地公布自己的財務，“裸報”審計，這是一個趨勢。假如有機構不順應這個潮流，就不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和捐款。太圖虛名的基金會必然做不長久，必然會有很多和宣傳及實際執行不符的事情發生。這是一個定時炸彈，遲早會爆炸。這是中國慈善事業發展的一個必然過程，當民眾意識到這一點時，會淘汰一批慈善機構。
《華聞周刊》：中國留學生愛心助學基金在財務公開上做得怎么樣呢？
羅海岳：我們從2010年就開始定期公開賬目。我和我的團隊對財務公開還是比較執著的，因為我們沒有打算拿這些錢來中飽私囊，所以我們每花的一筆錢都有票據。如果一個機構在比較小時的時候都做不到，那么它成長為一個大機構就更做不到了，我們一直想成為一個專業化的機構，這是必須要做到的。
《華聞周刊》：你現在工作的壹基金和你創立的中國留學生愛心助學基金在運作方式上有什么異同？
羅海岳：兩者工作的經歷相輔相成，但卻是不一樣的體驗。壹基金現在是全中國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NGO，無論是資源、平臺的高度還是人才的保有度都是令所有NGO羨慕的一種狀態，熱心公益的人的很多抱負和理想都在可以在這個大平臺上實現。但是，它缺乏的是小機構的靈活性和實驗性，Ofund有很多好玩和創新的點子，在大機構實現很困難，在小機構更容易實現。
我們在支教中發現，很多山區的孩子不知道自己為何上學，從而不知道自己未來要從事什么職業。我們在今年開始要調整我們的支教方向，重點放在青少年的職業認知和職業教育方向上，開始培養孩子們的專業意識和理念，讓他們知道除了做農民、老師之外，還有別的選擇。我們現在和英國一個專業化的團隊合作，開發一個專門的教材，讓我們能去系統地推廣這樣一個計劃。目前國內還沒有機構從事這樣一個事情。所以我們一旦成功，大家可以去復制，如果我們做得不好，大家也可以從我們身上吸取一些經驗。
參與支教的留學生是“精英中的精英”
《華聞周刊》：參與志愿者工作的海外留學生是一個怎樣的群體？
羅海岳：簡單粗暴地說，他們可以概括為“有錢有時間”，這是一個得天獨厚的優勢。他們在做志愿者時不用太在乎成本的問題，他們能走到一些別的團隊無法照顧到的偏遠山區，因為他們完全能負擔自己的費用。和中國大學生相比，他們的假期時間比較長。還有一方面，因為他們的家庭條件比較優越，能選擇去參加這樣一個體驗，說明比別人的動力也更強。真正愿意參與我們支教的人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華聞周刊》：你本人到美國康奈爾大學進修學習更專業的公益項目運作方法，此外，你還到聯合國相關部門工作了半年，參與了政府能力建設團隊，這些具體地如何影響你從事的慈善事業？
羅海岳：慈善事業不像大家想的這么簡單，其實是一個很有技術含量的工作，是一個獨立存在的體系。它有很多很專業的事需要專業人士加入，有一些工作的邏輯和思路方法和其他行業不一樣，一個機構如果沒有一個專注的態度很難做好，這并不亞于辦一個企業。所以，歐美國家的慈善機構對人才和技能的重視對我影響是最大的。在人才和技術的“精益求精”上，我都沒有妥協，都要最頂尖的，并不能因為我們在做善事就降低對工作的要求。
《華聞周刊》：歐美的慈善事業已經發展了上百年，已經有相對成熟和完善的體系，而中國的慈善機構才起步，你覺得他們的差距在哪里？
羅海岳：最大的差距在政府的態度和民眾的意識上。從政府層面來說，政府這幾年對公益的態度有所改善。從民眾意識上來說，大家都不理解慈善怎么能變成一個職業呢？甚至很多人覺得做公益是做好事，是不能拿工資的，公益組織也不能收管理費，甚至不能買車。這些想法很正常，但是需要有人去打破這種思維，去推動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
我的目標一直沒有變，就是盡力推動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讓大家覺得做公益并不是一個奇怪的職業，并不影響你有一個高品質的生活和一個比較好的職業發展。所以沒有什么比拿自己當成“慈善試驗品”更好的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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