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到了外國大學學習，也是我們自己編班，只有聽大課時才與法國及他國學生在一起。

◆當我們學說“再見”一詞，課本上配的是蒂博夫婦接吻的圖片，輔導員就提醒我們要正確對待。當有人在學生餐廳與異性說話，輔導員就會提醒要注意自重，防患于未然。

◆聽到65級同學在莫斯科紅場被毆打，同學們要求去蘇聯駐法使館提交抗議書。法國警察將我們強行拉上警車，送到歌劇院地下拘留室關押。黃鎮大使親自打電話給法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馬納克要求放人。

1964年1月27日，中法兩國發表建交聯合公報。

隨著中法建交，中央估計國際形勢將發生新變化，中國可能會很快進入聯合國，外交工作迫切需要大批外語人才，決定從北京、上海、河北、江蘇選拔應屆高中畢業生赴西方國家學習外語。

7月15日，經過嚴格學業選拔、政審、體檢的650名學生到北京工人體育場報到集訓，我被分配到法國留學。10月底，新中國首批公派赴法留學21名進修生和82名大學留學生分批乘坐國際列車經莫斯科赴法。

外出必須三人同行

抵達巴黎，我們住在離我駐法使館不遠的雷瓦萊小區的一幢小樓里。樓不高，卻安有電梯。公寓房成了我們的集體宿舍，一色的雙層床。

我們由高等教育部派出，在國外由駐法使館和高教部共同管理。當時，留學生內部管理極其嚴格，我們生活在自己的小社會中，十多個人組成一個組，每組有一名輔導員。為保證我們的思想、學習、生活健康有序，組織上共派了三名專職的留學生管理干部。

為保證我們全身心地投入學習，國內還派出三名廚師為我們做飯。白胖的紅案廚師姓崔，瘦小的白案廚師姓馮，給他們當下手的高大年輕廚師姓陳。他們安排得井井有條，天天有菜單，日日改口味。

上學，也是坐我們自己的車，司機是國內派來的，沒有其他外人，仍是我們中國人的小天地，與外界很少接觸。就是到了外國大學學習，也是我們自己編班，只有聽大課時才與法國及他國學生在一起。每天晚上，我們只看電視新聞，新聞一播完，我們立即起身回房間復習自己的功課。以后才逐步提出要利用外語環境的問題。我們當時的一些做法已很難讓今天的學生理解了。

我們組織了理發組、修鞋組、電影放映組、醫務室，自己為自己服務，體現了勤工儉學精神。

當時，我駐外人員為防止敵特分子的暗殺、綁架，確保自身安全，規定外出必須兩人同行。我們學生須三人同行。女同學三人還不可以，一定要有男同學同行。我們人多，三人一組，分批出門，長長的隊伍，浩浩蕩蕩，十分引人注目。

第二年，使館買下了位于巴黎市南郊羅班松區的玫瑰泉小區的兩座白樓里的十幾套住房，我們就集體搬到那里。小樓坐北朝南，面臨馬路，院子安有各種圖案組成的鐵欄桿。第二年，在65級留學生抵達前，我們中的大部分被安排到法國西部的雷恩大學讀書。留下的同學們在巴黎大學學習，同時協助新生適應新的生活環境。

學習不忘“消毒”周圍環境

在巴黎，我們先后在“朗高”視聽和“法語聯盟”就讀。當時，組織對我們提出的學習要領是：聽說領先，寫讀跟上。

“朗高”是專門為外國學生開辦的學校，推行當時先進的視聽教學法。我們十多人被分成一班，老師放著幻燈，一幅畫面配有一句話，每人輪流跟著老師重復那句話。先期發的書本只有畫面，沒有文字。上午，我們上課時死記硬背。下午，我們回家分組靠記憶復習課文。到了后期，才開始認字和書寫。

1965年下半年，我們到“法語聯盟”就讀，與“朗高”不同，我們一入校就拿到了“法語聯盟”的專用課本。因其書皮為藍色，我們就叫它“藍皮書”，或者用作者名稱其為“莫歇”。老師采用的是填鴨式的教學方式，一堂課下來，就有上百個單詞、短語，根本消化不了。復習時，也只能死記硬背，盡力多記。

在這兩階段的學習期間，輔導員們總結了學習較好的劉培龍、劉家驤、劉惠明同學的“三劉經驗”，對同學們的啟發極大。大家你追我趕，互教互學，掀起了大學習的新高潮。事實證明，這兩個階段的學習為我們進入大學文學系跟班上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巴黎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發源地，也是巴黎公社的搖籃，具有革命傳統。但當時向我們強調最多的是，巴黎是世界聞名的花都，言下之意是要警惕西方的花花世界對我們的腐蝕。一到巴黎，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五顏六色的霓虹燈，令人眼花繚亂；櫥窗里，三點式女模特裊裊舞動；滿街上，女士們袒胸露背，頂著鳥窩頭，指甲、嘴唇抹得紅紅的。當時國內已反資防修，就怕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對我們年輕人的潛移默化，無孔不入。為確保我們一個不少地學成回國，組織上十分重視對我們進行思想政治教育，輔導員們時常為我們打“防疫針”，開“消毒會”。外國男女接吻司空見慣。事實上，外國的吻也很有講究。同事、朋友、親友間是貼臉；長輩對小輩是碰額頭；夫妻和情侶間才用嘴接吻。當我們學說“再見”一詞，課本上配的是蒂博夫婦接吻的圖片，輔導員就提醒我們要正確對待。當我們說我喜歡法國而誤說成法國女人時，真怕將來擇不清楚。當有人在學生餐廳與異性說話，輔導員就會提醒要注意自重，防患于未然。

豐富多彩的社會調查和參觀學習

為對資本主義國家表面富有的實質有清醒的認識，組織上安排我們參觀了狗墳和貧民窟，讓我們有機會親眼目睹西方社會不關心人民疾苦，人們之間缺少階級感情，家人之間缺少親情以及資產階級精神空虛的西洋鏡。記得當時宋文清同學在參觀了狗墳之后還寫了一篇感想發表在上海《新民晚報》上。

為進行革命傳統和共產主義信念教育，組織上安排我們參觀了巴黎公社墻。巴黎公社墻是拉雪茲神甫公墓東北角的一段灰色磚墻，用以紀念1871年5月21～28日的犧牲者。至今，我們還保留著金維克同學拍的公社墻的照片。

1965年，我們曾到圣·馬洛觀光，既豐富了業余生活，又增進了對派遣國國情的了解。那里的沙灘極好，細軟平坦，十分誘人。可惜那天天氣并不好，有風，氣溫也不高，但我們還是舍不得放棄能到大西洋里泡一泡的機會。我們壯著膽子下海嬉水，凍得瑟瑟發抖。

我們還參觀了尚在建設中的朗斯潮汐電站、圣·米歇爾山。我們還注意觀看了米歇爾山腳下的流沙。這里的沙其實更像淤泥，一旦變干，非常結實；一旦與水混合，立即變成粘稠的泥漿。圣·馬洛海灣附近的海底布滿大大小小的地下河床，它們就是制造死亡危險的罪魁禍首。

1966年中，國內因“文革”，取消我們回國休假的計劃。使館安排我們到蒙塔日休整。在這里，我們尋訪周總理、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勤工儉學、探尋革命真理的足跡，受益匪淺，終生難忘。

特殊時期奉召回國

1967年1月18日，教育部、外交部聯名通知我駐外機構，指示在外留學生于2月10日前回國參加運動。64屆學生原則提前畢業；65屆學生休學半年后再出國繼續學習。回國后，我們才聽說是當時的駐外使領館的造反派頭頭利用留法學生迫切要求歸國的心情，起草了一封加急電報，將五百多名留學生全部召回北京。1月27日傍晚，64屆同學們從雷恩返回巴黎。當我們從電臺中聽到65級同學在莫斯科紅場被毆打的消息時，大家都震怒了。當晚，使館領導商務參贊陳明和大使夫人朱霖來看望大家時，同學們要求去蘇聯駐法使館提交抗議書。他們勸阻半天未果，被迫同意派一輛大客車送我們到蘇聯使館附近的一個路口，并約好等我們交完抗議書后到另一路口上車。當我們排著隊快到蘇使館時，法國警察對這一路段已實行了戒嚴，長時間把我們封鎖在蘇使館大門附近，并最終決定將我們強行拉上警車，送到歌劇院地下拘留室關押。半夜12點，法國電臺報道了此事。使館多次向法外交部交涉，黃鎮大使親自打電話給法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馬納克要求放人。28日下午，法警方才允許使館人員接我們出獄。

同學們私下醞釀著在29日登機那天在奧爾里機場朗讀毛主席語錄。或許是法國警方事先估計到此事，害怕留學生們大鬧機場，通知大使館派專人為我們提前辦理了出境手續，讓我們坐車直接進停機坪登機。就這樣，我們個個胸佩使館女同志為我們做的大紅花，黃鎮大使率領使館官員親自到機場送行，我們百感交集飛離巴黎。

2月2日，在首都國際機場，我們受到了陳毅副總理兼外長和首都各界兩千多人的迎接。

就這樣，兩年多的留學生活結束了。這段時間在人生旅途中是短暫的，但對我和我許多同學來說，卻是終生難忘的。這里記載了祖國的殷切期望，領導的精心安排，管理人員的苦苦探索，學子們的刻苦努力，同學之間的深厚友誼，但也不無彷徨和痛苦。這里記載了我們許多的感動和歡樂，但也不無困惑和眼淚。這里記下了一份沉甸甸的思考！ ◎文并圖/王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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