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灘畫報訊 2011 年，王石正值耳順之年，這位功成名就的中國房地產行業“教父”，選擇去哈佛大學當清苦的“修道徒”——自己做早餐，步行上學，坐地鐵出行，和十幾歲的孩子一起學習語言。“我在哈佛這一年，體會到了后進生的滋味。”2011 年的最后一天，回國過新年的王石在萬科總部接受了《外灘畫報》獨家專訪。
上午8:40-11:00，哈佛聽主課；下午1：00-2:30，英語選修課；2:45-6:00英語語法課。每周兩次晚7:30-9:00口語課；每晚看資料做筆記至凌晨1點。
這是王石在哈佛的日程表。
王石在哈佛近一年的游學生活，并不像外界所想象的那樣輕松隨意，而是“總覺得時間不夠用。”
每天清晨，他花2.5分鐘的時間用微波爐熱一杯牛奶，烤一塊面包，切半個西柚，花3分鐘時間吃早餐，然后步行去上哈佛上課。王石租住的公寓位于劍橋鎮的花園街上，到哈佛主校區最遠的教學樓或者圖書館只需步行15分鐘。王石在哈佛讀書期間拒絕了公司配車，出行主要靠步行和地鐵。
哈佛“現代修道院”
2011年2月，王石在哈佛的第一學期。他每天上午去英語學校補習英語，下午去哈佛聽各類講座；到了9月的第二學期，他選了三門大課：分別是前哈佛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本杰明-弗里德曼的“宗教如何影響資本主義思想”、“資本主義思想史”，以及“城市規劃”。因為大課的時間是上午，所以王石將英語學校的課程改為下午。
在哈佛上課，如同“趕集”。王石每天從8:40開始在哈佛設計學校聽“城市規劃”，臨到結束前幾分鐘，必須不動聲色地把書包理好，一結束就蹭蹭蹭往經濟系跑，跑8分鐘，再一路爬上三樓，放慢腳步，輕輕推開門，坐進去，前哈佛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本杰明-弗里德曼的宗教課已經開始。
中午，穿過哈佛廣場，步行去對面的英語學校。如今，王石已在學習Advance級課程，這是該校的最高級課程。廣場里有幾棵大樹和大片的草地，王石偶爾會找一間咖啡屋坐下來，吃個三明治，更多時候則是邊走邊吃。“我想休息一下的機會非常非常少。在哈佛，很清閑的就是游客，學生要匆忙得多。”王石說，他唯一會停下來的原因是發現了賞心悅目的落葉，或者在雪地里覓食的灰松鼠，這時他總會“忍不住停下來拍兩張照，傳到微博上。”
英語學校放學后，他就在哈佛廣場的速食店花幾美元買一個雞肉卷回家，吃一半，另一半放在冰箱當第二天的晚飯。在美國的日子里王石很少應酬，他的夜生活幾乎都是在公寓里溫書。“因為你只要晚上安排應酬，你的學習就得熬到三四點，要不第二天的課就壞事兒，完全跟不上。”
在哈佛大學的11個月里，他感覺身處在一個“現代修道院”。“我住的地方很簡單，旁邊是一棟教堂式的建筑，頂尖是十字架，中世紀風格，就像一個修道院。不管在學校，還是在附近的星巴克，里面的學生都是一邊吃一邊看作業。這就是一個讀書學習的地方。”王石對《外灘畫報》說。
2011年夏季“艾琳”颶風來襲，王石發了這樣一條微博：收到言及颶風如何厲害的短訊，知趣取消約會。返劍橋公寓已晚。翻書不覺到凌晨。好像有特殊的磁場，祛除浮躁，心靜讀書。
到英語學校報到的第一天，60歲的王石差點被人誤認為是“老師”。他的周圍，都是十五六歲的孩子，開學自我介紹后，發現最大的也才25歲。
為了克服“啞巴英語”，王石強迫自己每天跟這群比自己女兒還要小的孩子混在一起。美國課堂強調游戲互動，由一個學生來比劃單詞，王石來猜。“往往一個單詞掛在嘴上，卻怎么也說不上來”。最有壓力的要數每周一次的考試，每次60分鐘，周圍的同學答題30分鐘后陸續交卷，60分鐘后，整個教室變得空蕩蕩，只剩下握著筆的王石，和一位等待收考卷的老師。
“我也經歷過小學、中學、工農兵大學，雖然不是最優秀的，成績也是中等偏上。這次算是體會到什么叫后進生。”王石說，他生平第一次感覺腦袋累，是腦殼里那種累，半夜兩三點很疲勞，但睡不著。“有點像某種病態，一度擔心別哈佛沒學到東西，變神經了，想放棄。但第二天，太陽照常升起，又背著書包去上學。”
在哈佛的前三個月，他幾乎聽不懂主講人在說什么，于是花錢請了一位翻譯幫忙做筆記，“自己裝模作樣地聽，聽懂一個單詞，想一想，接下去，又聽不懂了”。三個月后，他開始自己做筆記，讓翻譯糾正，四個月后，他已經能聽懂六七成，便毅然擺脫了翻譯這根無形的“拐杖”。如今，王石已可以自如地用英語發微博，“氣候組織”創始人吳昌華欣喜地在微博上回復他：以后出國不用給王總做翻譯了。
房地產開發商眼中的美國
在哈佛，王石的研究方向是“企業倫理和城市群落研究”。他選擇了兩門跟宗教有關的課：“宗教如何影響資本主義思想”和“資本主義思想史”。
“我們現在是西學中用。我們學習西方的東西，更多是技術層面，如何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去理解、去了解、去吸收。到最后一定是宗教信仰。”王石這樣解釋自己選擇與宗教有關課程的原因。
在哈佛期間讓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堂課，是一名哈佛教授講述二戰后美國信教人口變化。在課堂上，他了解到二戰后美國71%的人信仰基督教，80年代初驟降到39%，90年代初又有所回升。他還了解到，二戰后出生的美國人有兩個宗教，一個是出生時家庭給的，第二個是20歲后獨立選擇的。上完那門課，王石形容自己“豁然開朗”。
“談到西方文明，就無法回避基督教。以前我總是困惑上帝究竟存不存在，現在我發現，這不是要點，要點是宗教背后的文化訴求。”王石說，現代企業制度的根源跟基督教密不可分，包括現代企業管理提到的“契約精神”，可以在《圣經》的舊約中找到最早的故事。
在哈佛游學的日子里，王石無時無刻不在用房地產開發商視角觀察哈佛，觀察波士頓，觀察美國。
在設計學院的“城市規劃課”上，王石不忘觀察身處的這棟建筑：一個透明的“大玻璃盒”，冬暖夏涼，可容納400人。獨具匠心的是，這個學校的教室與教室間沒有視覺上的阻礙，“梯田”狀從一樓一直到達五樓，五樓高高挑空，將空間串聯成一體，更像開放式的三角形階梯圖書館。低年級學生在頂層，便于觀摩下層學長的設計活動，學生們隨著年級上升，教室逐年下移至畢業。
在設計學院，王石了解到美國人數百年的城市規劃史。他拿波士頓舉例，波士頓在城市化進程中，也曾大肆建造高速公路。沒想到，交通是順暢了，卻一下子把城市一分為二，造成了城市割裂。后來美國政府不得不花大量財力，把波士頓重新規劃。“如何在城市發展規劃中避免高速、地鐵的劣勢？紐約和芝加哥是怎么過來的，遇到哪些情況，如何處理，這是可以借鑒的。”
在哈佛學習期間，王石也多次走出波士頓，從其他城市獲取靈感。2011年3月，王石受邀赴華盛頓拜訪了世界自然基金會的總部。該環保組織總部的屋頂綠化引入蜜蜂的設計，讓他印象深刻。他當即他電話萬科的同事，要求在深圳大梅沙總部的綠化中引進蜜蜂。4個月后，萬科總部引進的兩箱中華蜜蜂開始產蜜，每次可割蜜15斤。萬科的員工對自己的辦公室屋頂能產蜜感到非常自豪。一位員工告訴《外灘畫報》：“雖然蜂蜜的產量不高，每人只分得一小勺，但真的比新西蘭蜂蜜還要好吃，蘊含一股自然的醇香。”
“意識到差距，所以來學習”
2011年2月23日，王石到哈佛剛剛1個月，便接受哈佛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的邀請，在哈佛做了一場名為“人生的三座山峰”的演講。他指的“三座山峰”，第一座峰指創立萬科，第二座指兩次登珠峰，第三座指目前在哈佛的游學。
他對比了“登山”和“游學”的差別。“你問我那個難？登珠峰當然難，但沒有我想象的難。哈佛游學也難，比我想象的還要難。”王石說，但是最難的，是管理企業。畢竟，登上珠峰他只用了五年，而創辦和管理萬科，從1983年至今已近30年。
在萬科深圳總部的王石辦公室里，王石的辦公椅背后有一輛精致的奔馳模型車。王石說，這是上世紀90年代初由萬科一家玩具廠生產的，汽車上印有日本皇室的圖案，車門可以打開。“它不是玩具，而是工藝品。它代表著萬科的一段歷史。”王石把玩著模型車好一陣，久久不愿放下。上世紀90年代，王石的公司業務涉及玩具、服裝、飲料、印刷、K金鏈等十多個行業，1993年，他決心將公司從多元化向專業化轉型，原本計劃五年完成，后來足足花費十一年。但這場轉型無疑是成功的。2007年，萬科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房地產住宅開發商。
“其實去美國游學，一是自我修為，二是為了想清楚，企業的下一步該怎么走。”王石說。
雖然身在美國，跟中國有13小時的時差，但王石幾乎每天晚上都會跟萬科總部開視頻會議。在一年一度的公司內部溝通會上，他從美國發回視頻。視頻是在哈佛大學JFK政府學院外的草坪拍攝的，王石的背后，是一群悠閑的大雁。
在哈佛的演講中，王石透露了些許對公司“下一步”的想法。
“在中國，民營企業生存不難，但相對粗放。”王石說，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全美前三大房地產公司年銷售量相加還沒有萬科大。但是從市場規模看，美國第一大房地產公司的銷售量占美國總量的6%，但是萬科在2010年的銷售量為1千億，只占到中國的2%。“要沉住氣，不能急于求成。意識到差距，所以來學習。”
王石作為萬科最核心的人物赴美讀書，接班人話題自然也是眾人關注的焦點。王石用了一個比喻：“我對萬科有感情，但它是我的一個作品，而不是我的兒子。”王石解釋，他把自己定位在一件作品的制作者之一，作品的將來如何發展，如何才能更加“好看”，需要一個團隊一波一波去打造，而不是僅憑一個人的力量，或者一個接班人。“1999年和2000年，我和柳傳志分別辭職，由郁亮和楊元慶接任。三年前，柳傳志重新出山，力挽狂瀾，效果不錯，如果你問我萬科遇到類似情況，我會不會出山。我很肯定地回答：不會。”
王石告訴《外灘畫報》，在哈佛他希望學習更多西方的管理思維。“1983年，我到深圳創業，看的第一本書是湯因比的《歷史學研究》。2011年，我在哈佛圖書館看兩本書：曼德維爾的《蜜蜂的語言》和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管理》，都是英文版，受益匪淺。”
第二頁：60歲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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