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6月13日電 據日本《中文導報》報道，高考（微博）曾被中國學生視為改變命運的“新時代科舉”，不過近年隨著中產階層家庭經濟條件愈加富足，越來越多高中生選擇出國留學。

數據顯示，出國舉試“洋高考”的學生連年增多，有的家長甚至讓子女在中學、小學階段就“外漂”留洋，催生“洋中考”、“洋小六會考”這些低齡留學潮。

中國恢復高考35周年，考生數量今年超過900萬名，錄取率也升至75%。即便如此，今年仍將有200多萬名考生落榜，須自尋出路或復讀一年，明年再卷土重來。

盡管最新調查發現，約七成90后打工者認為“高考改變命運”的時代已成為過去，但有一定經濟能力的新一代中青年父母，仍堅信一紙大學文憑的重要性。

他們無法改變制度，又不忍見孩子承受闖關的煎熬痛苦，也不想背負陪“太子”、“格格”考試的精神包袱，就通過各種方式盡早把孩子送出國門。

過去四年，中國出國留學的人數保持年均20%以上增長，去年更創下34萬的歷史新高。他們當中近一半人出國讀大學，其余10多萬學生中，有不少是在高中或高中以前就轉軌海外，在海外完成基礎教育，然后直接升上洋大學。

當然，中小留學生群體里，不乏成績特別優異、提前參加海外名校的入學試、最終成功考上的尖子學生；但更大量的是成績優良，甚至成績不上不下的中等生，他們最終成功避開了競爭殘酷的中國高考，在海外接受優質高等教育，實現“條條大路通羅馬”。

出現種類繁多的留學服務

廣州、浙江、四川到重慶，中國一線至三線城市近年來興起的各類中外高中合辦課程、民辦實驗學校和私人學習中心，就以種類繁多的“出洋”服務，滿足日益增長的市場需求。

已在重慶落戶15年的華新國際學校，最早期曾為中國學生辦“洋高考”，但過后發現到新加坡私立學校念書的大專與大學生無法很好地融入新加坡社會，之后轉而針對中小學生教授一對一的英文、數學、歷史等課程，幫助他們在三個月到10個月時間里，考取新加坡的政府中學和小學。

新加坡創辦人陳培芝受訪時指出，一些在當地教育體系中成績平平的學生，在沉重的壓力下，學習士氣難免受到影響，認為自己再努力也是徒勞；但在家長決定送他們出國后，他們在短時期突擊學習，專攻英語，目標細化，進步反而明顯。

陳培芝說，每年6月高考、中考季，前來咨詢的父母特別多，但學校會對學生進行測試，才決定是否錄取。該校每年只招收約10名學生，學生年齡介于8歲至15歲，其中有重慶當地學生，也有來自廣東、浙江等外省的學子。

出洋留學的成本不低，該校小學和中學的費用各約為每個月2萬元(人民幣，下同)和2萬5000元。

陳培芝說，父母覺得花6萬元讓一名小學生掌握英語和以英文授課的其他科目，不但負擔得起，并且值得。

可是市面上的“洋考試”花樣繁多，有教育界專家就向本報指出，一些父母不問海外學校資質，只想圖個留洋的虛名，并達到個人資產海外轉移的目的，沒有考慮到孩子混出“海歸”文憑后可能變成“海待”(找不到工作)，這是不健康的社會現象。

不過，經歷過高考失敗的父母們則很無奈，他們相信，子女若不適合中國的教育制度，家長能做的，就是以僅有的經濟實力，為孩子鋪一條路另尋發展。

浙江一名孫姓父親告訴本報，兒子中學畢業模擬考全班排倒數幾名，要求兒子考進地級市里的重點高中根本是奢望，更不必去想三年后的高考。因此，他過去一年來四處委托朋友尋找有海外合辦高中課程的學校，“花幾十萬(人民幣)學費也要把他送出國”。

另有一些家長，干脆下決心帶著孩子移民。李英(39歲，家庭主婦)品嘗過高考失足、無奈改讀大專的苦澀，不想兒子也吃這種苦頭，他們一家早已作好規劃，正在申辦加拿大移民手續。

作為雙重保險，李英年薪超過百萬的丈夫也為兒子在上海一家民辦重點中學“贊助”了入學名額，確保在移民手續辦理期間，兒子也能在上海接受較好的教育。

李英說：“孩子在加拿大讀書沒有在中國這么累，況且在外國鍍金后，兒子再想回中國發展，洋文憑總要吃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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