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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圭政府投入科技研究的經費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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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圭政府投入科技研究的經費過低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拉美分部主任馬薩爾(Carlos Mazal)24日在亞松森指出,姑且不談已開發國家每年投入GDP的2.5%至3%用於科技研發,鄰國巴西及烏拉圭也分別達到1.4%及1.0%,反觀巴拉圭卻只有0.06%。此外,整體而言,拉丁美洲已在全球科技創新的行列中落於末位,因此該組織正持續與美洲開發銀行(BID)合作,研擬拉美地區及各別國家的智慧財產發展策略。

資源分配失衡,導致巴國長期以來缺乏推動科技研究的能力,各大學及研究機構也鮮有研發成果。例如負責推動科技研究及創新的「國家科學委員會」(Conacyt)在2012年政府總預算中所分配到的經費不足800萬美元,這與2008年的70萬美元相比,成長率不可謂不高,但實際金額仍然低的可憐,這其中還包括日常行政及人事開支,相對地國會撥給各政黨的補助金則高達5,000萬美元。不過,近年來政府及社會各界也逐漸意識到有必要強化與國內產業發展相關的科技研發,因此在國際及區域組織的財政支援下,國科會已陸續推動多項鼓勵方案,特別是高級人力資源的培育。

自2008年開始,國科會利用BID提供的專案貸款建立了《推動科技研發方案》(Procit),透過補助的方式來鼓勵國立大學及公立研究機構培養科技領域的青年研究人才。在Procit的架構下,去(2011)年總共有十三件研究案獲得補助,總金額63萬美元。

其次,國科會也與產業界合作進行生產技術革新,對象多為農、林、漁、牧、資訊、服務等行業的同業組織,俾令研發成果能讓多數人共享,去年的總投入金額為32萬美元。另外,國科會在去年也開始實施一項《國家級研究人員獎勵方案》(Pronii),年度經費約140萬美元,其方式為在國內選出二百余名學者列為《國家級研究人員》,并依其級別給與不同程度的研究補助。

至於巴國各國立大學,雖然有意培育科研人員,強化研究能量,但礙於自有研發預算甚低,難有具體成果。以國內首屈一指的國立亞松森大學為例,去年度的校內研究經費總共僅約12萬美元。本年度亞大原擬推動一項聘請巴國留外學者返國擔任全職研究人員的計畫,并藉以提升碩士生及博士生的研究潛能,然而相關預算卻在國會遭到全數刪除。

亞大工學院院長貝納爾(Abel Bernal)要求政府必須訂定一套科技政策,以利長期研發計畫的推動,否則在目前「要錢沒錢、要人沒人」的情況下,任何教師及學生都不會有意愿投入研究工作。

本文章來源于臺灣教育部,請我們一起了解下臺灣教育的一些情況吧。臺灣與祖國大陸一樣,有著濃厚的重視興學辦教的傳統。鄭成功收復臺灣后,就在臺灣開始興辦教育事業。17世紀中葉,在孔廟設立“太學”,陳永華為“學院”,也是“太學”的主持人,可以說是臺灣最早由中國人自己建立的學校。陳永華不僅自己鼓勵鄉社辦小學,還重視高山族的教育,鼓勵高山族送子弟入學。清政府治理臺灣后,更重視臺灣的教育事業,在臺灣逐步建立府學、縣學和社學,歷任巡臺長官都兼任臺灣的學政(教育長官)。福建巡撫沈葆楨入臺主持防務后,為發展東部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教育,指示舉辦“番學”,從此高山族的教育得到了重要發展。臺灣逐漸建立起包括“太學”、府學、州學與“番學”在內的初步教育體系。當時的“太學”,相當于今天的高等教育;府設府學,州設州學,可以說是一種中等教育;鄉社設社學,即鄉塾,為初等教育;“番學”為少數民族教育。同時臺灣也開始實行科舉制度。臺灣建省后,第一任巡撫劉銘傳推行革新,在教育上先后設立了“西學堂”、電報學堂等學校,已具備現代學校的雛形。如西學堂有較完備的設施,課程不再限于儒家經典,還設有外語、歷史、地理、測繪、算學、理化等。這些措施,為臺灣現代教育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臺灣教育的起源1630年代,跟隨荷蘭東印度公司來臺的傳教士干治士(GeorgiusCandidius)利用羅馬拼音將臺灣新港附近的平埔族語言文字化,并利用該文字開堂教授圣經。該文字因為 東印度公司傳授于平埔族新港社,所以稱為新港文或新港文字。1636年,荷蘭傳教士羅伯圖斯·尤鈕斯(RobertusJunius)更開始在新港社創立學校招收平埔族學童,教授新港文、圣經與羅馬文字。后來,南部平埔族大社中,通通都有類似由傳教士設立的教育機構。這些學校,就是臺灣教育的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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