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報報道 近日，國務委員劉延東訪問歐盟，引發人們對歐洲教育的關注。人們一般認為，和美國一樣，歐盟一些國家也是留學生心儀的地方，孰料，他們為留住留學生也要“煞費苦心”。德國近日發表的歐盟五國高校在讀留學生定居意向調查，顛覆了長期流傳的觀點，即留學生把留學視作定居發達國家的跳板。

鑒于博洛尼亞進程覆蓋的疆域遠遠超乎歐盟的界限，在博洛尼亞進程部長級會議召開之際，關注的焦點便不局限于歐盟，而是拓展到歐盟成員國與非成員國之間的關聯。打著“培養與留住”（Train and Retain）的旗號，歐盟國家近年來不斷通過調整政策與法律來改善來自非歐盟成員國的留學生畢業后就業與定居問題。就此，4月19日，一份題為《流動的才俊？——歐盟五國高校在讀留學生定居意向比較》的報告在柏林發布，直接考問歐盟留學生畢業后去留問題。

調查5國留學生定居意向

報告由德國八大基金會（包括大眾基金會和貝塔斯曼基金會）聯合設置的融合與移民專家委員會攜手設在布魯塞爾的歐洲移民政策推進組織（Migration Policy Group）共同研制，德國麥卡托基金會（Mercator）資助，6239名在德國、英國、法國、荷蘭和瑞典25所高校就讀、來自非歐盟成員國的碩士生和博士生參與了此次在線問卷調查。報告試圖解答3個問題：歐盟高校在讀留學生畢業后留下意愿的強烈程度到底有多大，留下的動機是什么，如何評價相關政策法規。

歐洲由民族國家組成，移民話題始終是個燙手山芋。在發達國家當中，這5國高校就讀的留學生定居比率更高。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的平均值約25%，德國與荷蘭略高，法國甚至超過30%。盡管如此，報告發現，5國還是未能充分認識并挖掘留學生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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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頁：描繪后高等教育階段圖式

劍指歐盟國際人才戰略

作為人力資源潛力股，這些高學歷移民群體具有如下特征：低年齡、高學歷、無家小、學理工和易融入。

就定居意愿來看，5國的平均比率高達2/3。德國最高，79.8%的國際碩士畢業生和67%的國際博士畢業生有意在完成學業后留下；英國最低，比率分別為51.4%和48.7%。但真正留下的比率，在德國、英國、荷蘭均為1/4，在法國為1/3。

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落差充分暴露了歐盟國際人才戰略的短板，主要呈現在以下4個方面：

文化霸權主義強烈。歐洲中心論甚為泛濫，文化、語言、國籍、種族、信仰上的偏見與歧視肆意蔓延。在這5國，認可能被客居國所接納的留學生比率最高的是荷蘭，為46.6%，法國最低，為22.3%。當被問及作為外國人遭受到的偏見與歧視時，39.4%的德國高校留學生與39.9%的法國高校留學生感受強烈，英國為27.4%。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眼睜睜讓這些自己培養的留學生流失。只有少數留學生可以想象，學成之后在客居國逗留5年以上，比率最高的德國也就12.5%，而最低的英國僅區區5.3%。這個調查數據顛覆了長期流傳的觀點，即留學生把留學視作定居發達國家的跳板。絕大多數留學生在畢業后逗留兩年便離境——或返回祖國，或遷往第三國。此外，調查發現，留學生普遍對所在國有關移民問題的輿論密切關注。

地緣政治意識薄弱。“二戰”以來，歐洲把戰略重點定位于北大西洋，而忽視這十多年來亞太世紀的到來。調查顯示，來自美洲與非洲的留學生學成之后更多選擇回國，而來自亞洲尤其是來自中國、印度、伊朗和斯里蘭卡，以及來自東歐（如烏克蘭和塞爾維亞）的留學生更愿意留下。對定居最不感興趣的留學生來自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即那些典型的移民國家。就這份報告來說，所選取的5個樣本國家，其中德國、英國和瑞典的最大留學生群體是中國學生，在另外兩個國家，中國學生占據第二位。而且，在英國、荷蘭與德國，此次調查的問卷對象中中國留學生竟占1/4強。

信息傳輸渠道阻滯。報告指出，掌握就業與定居相關政策法規的留學生留下的可能性更大。然而，只有不到1/5的留學生認為熟悉這方面信息，這個問題在德國最為明顯，比率高達45.9%。不過，鑒于德國法律法規的復雜與晦澀，很少有留學生能夠真正讀懂。報告建議德國法律條款用留學生更易接受的英語來表述。當然，獲取信息的渠道也起決定性作用，平均三成的留學生認為，這類信息很難獲取。在法國和瑞典的比率最高，分別為43.6%和39.9%。也就是說，在這兩國，相關信息的知曉率較低，分別為53.1%和52.1%。這歸因于這些國家未能給予國際畢業生專門的居留身份。而恰恰這兩國高校的留學生抱怨畢業后就業困難的比率最高，達41.1%和40.7%，幾乎是德國（21.8%）與荷蘭（22.2%）的兩倍。此外，語言掌握程度以及對學習環境的滿意度同樣影響留學生的定居決定。

政策法規走向偏離。報告同時發現兩種截然不同的趨向：一方面，德國政府正試圖推出早該實施的寬松政策。另一方面，英國政府卻為留學生畢業后定居設置更多障礙。同時，荷蘭政府對留學生入學提高標準，要求錄取留學生的高校必須在教育部登記相關信息，擔保該學生依照程序入學并就讀，一旦離校（或因畢業，或因輟學），所在高校必須保證該學生離境。德國高校近年來開設了一系列用英語授課的學位點，以便招徠更多沒有德語基礎的留學生，然而，德國就業市場需求仍然以德語作為入職先決條件。這種錯位極大地降低甚而打擊了國際學生的定居意愿。

第三頁：描繪后高等教育階段圖式

描繪后高等教育階段圖式

調查發現，這些來自非歐盟成員國的留學生打算定居的理由最主要是職業的國際經驗與發展前景，很少提及親友因素。可見，留學生往往把學成之后的職業經驗獲取視作留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這份報告的焦點正是就學與就業之間的銜接，即所謂的“后高等教育階段圖式”（Post-Study Schemes）。目前，為了給留學生畢業后就業與定居提供時間上的保障，各國分別給予一定的臨時居留期限：德國和荷蘭為一年，英國兩年，法國半年，瑞典尚無，而且，德國和法國給予國際畢業生的不是勞工許可而是求職許可。可喜的是，德國政府有意出臺有關放寬留學生定居政策的法案，以執行歐盟對于高學歷人才引進（即藍卡制度）的相關條例。如若新法案頒布并實施，用于找工作的臨時居留時間可由原先的一年延長到一年半，在此期間允許全日制工作的時間也相應地從原來90天翻倍到180天。同時，作為申請長期居留許可前提的就業五年期限將縮短到兩年，不受此約束的特殊人才和高級職員，其年薪底線也從67200歐元降至48000歐元，高層次的學者與教師可以完全不受此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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