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彥文（右一）和現在的監護人喬寧（左一）、王冀榮（左二）在一起。(圖片

來之前所預期的鍛煉平臺沒有，學校安排的寄宿家庭不合適，朋友圈子無法建立……種種問題，王彥文覺得“再呆下去就廢掉了”，便決定轉學。2011年2月，她給在波士頓的近20所高中去信申請轉學，“感覺自己瘋了一樣”，但因并非新學期的開始，只有她如今所讀的這所學校給了面試機會。

所幸面試成功，王彥文進入馬蒂尼翁高中繼續學業。開始時，她仍住進寄宿家庭，雖然“這次的寄宿家庭管得不太嚴”，但在她看來，文化上的差異，生活習慣上的不同，時間長了難免會有摩擦。“有一次我點了一支熏香的蠟燭，寄宿媽媽誤以為我要燒她的房子”。王彥文說，“和自己的父母在一塊也會有矛盾，但和寄宿家庭有矛盾之后，因為文化上的差異，并不那么容易溝通。我就干脆在學校附近自己租房子住。”

對王彥文來說，生活上的適應倒不算太難，“自己會做飯，也比較獨立。最苦的是有苦不能訴。父母離得遠，說了也解決不了問題，還讓他們跟著著急”。“國內的朋友呢，覺得你在國外讀書多瀟灑啊，下午兩點多就下課。其實，我們每天7節課，課量并不比國內少，課時還比國內長。課間休息時間4分鐘，中間需要從一個教室跑到另一個教室去上課。午飯時間也特別短，剛來時，到中午我就困得要死。放學回家，還要寫論文什么的，并不輕松。”王彥文說。

談話間，她的朋友打來電話，商談周末到華盛頓看櫻花的事，“剛申請完大學，想趁周末休息一下。現在想想，國內高考（微博）好爽啊，考完就沒事了。國外則全部都要自己準備，考試、申請材料，還得去學校看，去聯系。”

“不要一個人過度承擔”

從去年9月，王彥文的監護人由在美國的留學中介變更為已在美國定居10多年的喬寧、王冀榮夫婦，她稱呼他們干爸、干媽。在王冀榮看來，王彥文“主動去尋求幫助，這點很好”，但“還不夠”。“比如她找我們多是解決生活上的一些困難，精神上的苦悶，到了實在扛不住的時候才和我們說。其實，可以有更多溝通。”

王冀榮認為，對小留學生而言，最難過的坎是“國內外的反差”。“在國內，像彥文一樣的孩子，很優秀，也有優越感，但來國外后，面對語言障礙、文化沖擊，這種優越感就像燈捻兒一樣，很快就滅了。如何適應這種失落，對彥文這樣年齡的小留學生來說，是有挑戰的。”

而學習上的困難也是擺在小留學生面前的一道難題。“如果你是在國內高一課程結束后轉過來，在這邊正好讀11年級，數理化這些科目問題不大。但歷史、英語等文科課程就要從頭學起。”在王冀榮的記憶中，她接觸的小留學生中，只碰到過一位“出國準備”完全過關的，“孩子的母親從事歐美文學比較研究，孩子初中時就讓其精讀英文版《基督山伯爵》，一個詞一個詞地啃，之后便是英文作品的大量閱讀。孩子來了之后，適應就很快”。

對小留學生面對的種種壓力，王冀榮建議，首先要和父母保持良好關系。她認為，如果有父母這根線遠遠地牽著，孩子有苦悶，至少有可傾訴的對象。從孩子的角度而言，也不要報喜不報憂，應該多和父母溝通，“不要一個人過度承擔，這個年齡也承擔不了”；其次，“交朋友”非常重要，“這決定了孩子在學校的精神狀態”。在她看來，需要借助父母的智慧或者憑借自己的能力建立一個良好的朋友圈子。

就家長普遍關心的“如何看待低齡留學的利弊”這個問題，王冀榮強調說：“什么事情，沒有一件是絕對好的，留學也一樣。別人覺得好，對你的孩子來說，未必好。要根據孩子的自身條件、處理壓力及文化差異的能力、自我把握的能力以及孩子與父母的關系來判斷孩子是否適合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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