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來自海內外大量的國際測驗資料、學術獎學金及分析，美國得以對其他國家教育制度的優缺點有進一步的了解。現今，不僅各級官員和學校政策提倡者審議國際測驗及比較結果，美國決策者與研究人員也探討成績優異國家的教學方法、課程及學術計畫，尋求適合美國學校的教育經驗。不論是全國、各州或地區性政策，皆可見到國外教育概念的影響。

許多美國領導者表示，美國學生在少數高知名度的國際測驗和衡量的表現，顯現出美國教育系統的弱點，若無法提升未來人力的技能，國家將面臨嚴重的經濟挑戰。

去(2011)年的「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 (PISA)」 中，美國15歲學生在科學和閱讀的成績僅為工業化國家的國際平均水準，數學成績更低於國際平均水準；雖然美國四年級與八年級學生的數學與科學成績高於國際平均水準，在2007年「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 (TIMSS)」中，其表現則遠遠落後日本和新加坡等國家；在最近的「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 (PIRLS)」中，美國四年級學生的成績勝過 22 個參與地區，僅落後給10個參與地區。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和二十國集團(G-20)的國家中，美國在大學學歷人力所占的比例超過四分之一。在 55 至 64 歲的全球大學學歷人口中，美國的占有率約為36%，但在25至34歲的占有率則降低至21%，部分是由於中國等國家激增的大學學歷人口所造成的結果。

上述數字讓許多美國決策者感到憂心，國家需提升競爭力，否則將衰退、降低生產力及創新能力。官員和改革提倡者經常提出美國的平庸地位，并引用他們對成績優異國家教育實施方式的了解，支持其對美國教育改革的論點。但分析師和研究人員提醒，雖然自我反省是一件好事，美國官員與教育者需同時考慮教育、社會和文化因素，以解釋來自國外的測驗成績與經驗教訓。

教育部長Duncan在美國國家教育與經濟中心主辦的活動中表示：「當然，每個國家的教學專業、文化和教育制度都有其獨有的特徵，可能無法直接類比於美國教育，但只要美國能夠模仿或適用，我們就應該向其他國家請求、借鑒和竊取成功之經驗。」

根據許多分析師的看法，美國教育地位之所以下滑，絕大部分是因為人口較少及經濟迅速成長的國家取得更快速的進展。

OECD教育部指標與分析處總監Andreas Schleicher表示：「從統計的觀點來看，美國在任何評估方法下并無衰退現象。問題在於其他國家有更多的人進入學校并接受良好的教育，使其教育的改善率大幅提高。」例如，根據OECD去(2011)年發布的《Education at a Glance》報告，美國人至少完成高中教育的百分比，已從78%上升至88%。但此資料也顯示，美國在該類別進步的同時，某些曾經落後美國的國家現已達到或超越美國標準。

經濟學家們早就觀察到國家教育制度的成效與長期經濟繁榮之間的關聯。研究人員表示，雖然國家經濟、政治和法律機構穩定性等各項因素都可能影響國家生產力，但普遍認為受過教育的人力對於生產創新與企業求才是相當關鍵的。

部分觀察家認為，美國并未跟上早期設立的教育標準。哈佛大學經濟學家Claudia Goldin和 Lawrence F.Katz認為，20世紀的科技進展大幅增加受過教育的人力需求，而美國教育也同步進展，因此導致強勁的經濟成長。但從1970和1980年代開始，教育程度開始落後於技術的進步，因而造成經濟成長衰退并增加不平等現象。造成失衡的因素包括：大量的高中中輟生、從中學畢業的學生不準備完成大學學業，及大學增加的財政障礙等。

部分研究人員觀察到頂尖教育制度之間有一些共同特徵。例如，測驗分數高的國家重視優良教師的招聘和留任，并協助他們持續提升課堂教學技能；同時以當地學校層級為所有學生結合明確、具野心的學術標準。那麼，美國決策者應學習國外哪些經驗教訓呢？有些人認為最重要的教育經驗可從自身看起。Massachusetts和Minnesota兩州個別參與了TIMSS，并獲得極佳的成績。若以這兩州為研究重點，即可排除國家間的文化與政治變數。此外，部分研究亞洲國家教育成功經驗的學者認為，這類國家比美國更重視課程、教學及其他方面的政策改良與修訂，而不僅是專注於當前的成效。

美國教育部政策及課程研究退休主任Alan Ginsburg表示，美國決策者和研究人員應采取新方法，在更廣泛的學生族群中建立核心數學與科學能力，并非只為就讀大學的學生設計并提供課程與教學。美國學校可進一步整合整個課程的代數、幾何、統計及其他核心能力，尤其是職業和技術教育等課程領域，并讓程度較差或平庸的學生能有更多的時間掌握這些概念。

(駐舊金山辦事處文化組 編撰)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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