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200萬英國公共部門員工30日舉行“世紀大罷工”，抗議政府的養老金改革計劃。預計英主要城市的公共交通和服務部門運作將受到嚴重影響。

據《華聞周刊》報道，在與政府談判和發起全國大罷工的過程中，工會在英國各機構和社會結構中的影響力進一步顯露出來。而華人對工會制度是否了解？又能否充分分享其行動成果呢？《華聞周刊》記者進行了采訪調查。

大罷工顯露工會力量

據《華聞周刊》記者了解，英國工會聯盟是全英58個工會組織的聯盟，代表了620萬工人。該聯盟每年9月舉行一次大會，各成員工會派代表參加，并商定統一的行動計劃和政策。

作為東薩塞克斯郡的華人郡議員，成世雄先生向《華聞周刊》記者表示，他所在的地方機構中，雇員大約有15000名，其中絕大部分都已加入工會，工會組織在英國公共部門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11月30日的大罷工，能在全英范圍的各地方政府、學校、警局等公共部門中形成浩大聲勢，也是其影響力的一個體現。

英國華人工黨主席梁辛尼先生向《華聞周刊》記者介紹說：“在英國，每一個工人都有權利參加工會，其工作不會因為加入工會受到影響。工會讓工人們聯合起來，與雇主就提高薪酬、改善工作環境以及保證平等待遇等方面進行集體談判。”

據了解，工會組織發源于18世紀的歐洲。在過去300年中，工會組織根據不同的政治目標，發展出了多種形式。

各個工會的行動內容也不同，但主要的功能包括：對會員提供專業培訓、法律建議和為其成員說話；代表工會成員，與雇主 就工資和工作環境等進行集體談判；為了實現特定的目標可以發起罷工等行業行動；作為一個整體，工會還可以推動有利于其成員和工人的立法，要實現這個目標， 他們需要發起運動、進行游說或在財政上支持具體的參政候選人和黨派等。

公私部門復雜滲透

從歷年的英國大罷工來看，參與者中來自公共部門的職員數量遠超過私營部門。11月30日的全國大罷工，支持者也主要 以公營部門的職員為主。首要原因當然是由于英國的“養老金改革”主要影響到的利益群體是這一批人，但與此同時，也反映出英國公共部門的職員比私營部門的職 員對工會活動的參與度更高。

英國納稅者聯盟（TPA）的一項調查顯示，英國公共部門的職員對參與工會組織的大罷工的興趣是私營部門職員的15倍。

成世雄郡議員向記者表示：“英國工會成員中，來自公共部門的人士本身多于私營部門。”

當然這種“公”與“私”的比較只是相對的，在英國的私營部門中，仍有超過15.1%的雇員是工會成員。

此外，還有一個值得特別注意的復雜情況，即使在英國公共部門中提供服務的職員，也有一些是受雇于私人企業，“公私交 錯”的情況較為普遍。“例如英國主要的工會組織UNISON就有67000名成員是受雇于私人企業，但卻在公共部門工作。他們的職位包括醫院清潔工、環境 衛生職員、校餐工人和電話中心工人等。”梁辛尼先生說。

多數華人仍難分享成果

一方面工會在幫助雇員爭取權益、改善待遇方面的力量不容小覷，但另一方面工會的行動方式也遭到了一些質疑和批評。

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稱：“在包括英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面臨經濟挑戰的時刻，大罷工只會對整個國家的就業和復興帶來損害。”

成世雄郡議員說：“參加工會組織的好處是，作為一個個體，你顯得勢單力薄，但如果和其他工人聯合起來，你可以擁有更 多的影響力，并讓你的聲音被聽到。但工會組織以及大罷工等行動對于普通人來說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例如大罷工顯然會帶來諸多不便，可能會花費我們納稅人的 錢。”

而曾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則曾舉出例證說明，很多“工會化”較為徹底的行業的職員往往能獲得較為豐厚的薪酬，而這是以那些沒有實現“工會化”行業職員的薪酬下降為代價的。

此外，也有質疑稱工會通常有利于其內部成員，這些工會成員大多擁有穩定的工作和效率。但卻以犧牲外部的非工會成員的利益為代價。工會為自身成員爭取權益的行動，也可能導致非工會成員進一步邊緣化，成為弱勢群體，這些非工會成員往往也處于失業或工作不穩定的狀態。

作為外來移民，華人在英國仍主要任職于私營部門中，在公共部門中工作的人數比例小。對英國的工會制度，很多華人更是了解甚少，由于缺乏對自身職業的安全感，同時顧慮重重，大多還游離于工會之外，對罷工關注度較低。

因此，雖然工會的力量巨大，并植根于英國各領域各階層，但華人中能充分利用工會的服務和資源、分享工會各種行動成果的人，仍為數不多。

成議員表示：“其實工會的組織模式，很適合于華人社會。如果英國華人能借鑒它的組織模式，相信能有助于解決一些對華人不利的問題，同時亦可提高華人的在英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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