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人出國的機會也越來越多,而海外華人的生存狀況又如何呢?14日,《中國青年報》刊發了一篇海外華人自訴自己在英國的生活狀況和見識的文章,全文如下:
經歷“二房東”
我決定搬離我在劍橋近郊租住的房子。從衛生間的使用規則,到房租的計算法,房東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來申明他的英國立場,“這是你們中國人的做法,在這里根本行不通……”
作為一名研究西方史的學者,我不認為我缺乏對西方文化的敬意。但具體到這幢鄉鎮民居里,我與他各自分擔一半的房租,因而平等地分享這個空間,憑什么你所代表的文化就要壓倒我的?
事 實上,房東一家也是中國人。夫妻兩口兒加上兩個孩子,一個剛滿兩歲,另一個已在母腹中待命。但他們并不天然構成一個文化共同體,語言交流方式高度分裂,夫 妻之間說漢英夾雜的漢語,跟孩子用英漢夾雜的英語。頻繁的語言轉換對他們的思維和精神究竟造成怎樣的傷害我無從考究,但確乎把我逼到了崩潰的邊緣。
如 你已經猜到的,他的房東身份也像他的文化身份一樣似是而非。他成為“偽房東”的過程在社會學上對一代海外“博士后”的經歷具有典型意義:先是1990年代 在國內讀師范,然后在國內讀研、讀博,最后來海外讀“博士后”,即“學術打工者”,負責為導師做實驗或搜集數據。然而,正是這樣的被剝削者,也可以“二房 東”的身份把自己租住的房間轉租他人。
語言是存在的家園
后來,我遇到了一位楊姓的廣東籍老華僑有房子出租——位于米勒路的那棟二層住宅,去時,他已在門前等候多時,一個人背倚著樹抽煙,樹正是《再別康橋》里臨水自照的金柳。
我很抱歉讓他久等了,他卻淡淡地說:“我不會說英語,在這里又沒有朋友。”
語 言是存在的家園。當鄰人的交談,電視上的節目,一切作為人類社會特質的媒介交流,都與他無緣的時候,這意味著什么?他從人的世界里被扔了出來,扔回了動物 界或生物界。劍橋,這個全球學術朝圣的圣地,對于他不過就是隨便一處走向生命終點的驛站,那些令我魂牽夢繞的哥特式建筑,對于他或許只是徒然增加了空間的 怪誕感。
“那您是怎樣來到這里的呢?”專業旨趣使我不放過任何一個進入歷史的機會。老人告訴我,在他50歲 那年,鰥居的叔叔臨死前通知他來這里繼承家產,即眼前的這棟連排的二層小樓。這棟小樓和我正在住的那棟一樣,是劍橋和整個英國城鎮的特征:一面臨街,另一 面是或大或小的一個后花園。印象中唐寧街10號也是這種格局。
他當然是躊躇復踟躕。把他從潮州老家的人倫秩序和意義世界中連根拔起,強迫他在新的文化生態里重新生成意義的根系,等于把一株老樹提前報銷了。
他就這樣被交付給了眼前的這棟房子。英國之于他,其實就是這棟房子和門前這棵憂郁的金柳樹。房子給予他居留英國的身份和資格;金柳陪他在樹下凝望西天的云彩兀自神傷,那些云彩是徐志摩當年不肯帶走的云彩。
但是,建立在一張綠卡和一棟房子上的生活如何可能?這棟房子的面積比當地英國人的民居要小許多。客廳、廚房、廁所都 集中在一樓,不大的客廳里到處掛著他一家的照片,清一色的黑白照片,說明他來英國之后就不再有記錄生活的興趣了。或許,現實人生風雨飄搖,那些照片才是他 安頓靈魂和托付感情的真正寓所。樓上三個小房間“品”字形地緊挨在一起。他和老伴住陰面的那一間,朝向較好的兩間用來出租。按每間260英鎊計算,每月 500多英鎊的房租就是老兩口全部的生活來源了。
我來這里訪學,從國家基金委按月領取的生活費是700英鎊,扣除300英鎊的房租,剩下400英鎊,僅夠一個人維持正常開銷。
我如此輕率地進入他的生活,又如此輕率地退出,除了把他的個人史當做知識加以榨取之外,我什么都沒有做。
我一口氣跑到康河拐彎處的格蘭切斯特蘋果園,在這片我經常與羅素和拜倫進行想象性對話的草地,我把自詰投向這片詩與思的草地:我是不是太過矯情?國內有那么多人的生活比他差得多,你又何必到這里表現你高貴的同情?
充分競爭的社會幾乎窮盡了暴富的可能性
李 先生是劍橋華人聯合會的會長,每年圣誕節的平安夜都要在他位于攝政路上著名的“萬里云”飯店設宴招待劍橋的全體中國學者。我是那種從來都不敢視富貴如糞土 的人,想象在裝飾豪華的辦公室里與劍橋的華人領袖高談闊論,激揚文字,想不膨脹都難。當我再次來到“萬里云”時,李先生正肩膀上搭著毛巾,一路碎步地在飯 廳間穿梭跑堂,其時已是晚上8點。
“是不是有些意外?”
“老實說,有點。沒想到您這種身份的人還親自跑堂。”
“我回廣東番禺,老家的領導要我投資。我跟他們說,我沒那么多錢。他們不信,說,您看那些在香港或菲律賓、馬來亞混的,哪個不是萬貫家財?英國總比香港來錢吧!”
“您是怎么解釋的?”
“我 跟他們說,英國不比香港。英國作為一個福利國家,它的稅收制度根本不可能讓一個從事中餐業的人賺大錢。請別誤會我的話,這里沒有種族歧視,我真正要說的 是,在英國這種充分競爭的社會,僅僅靠所謂吃苦耐勞或早出晚歸,是不可能暴富的,事實上超時經營也是同業行會不允許的。當然,只要肯干,你也不太可能窮到 吃不上飯,工會不允許。”
充分競爭的社會幾乎窮盡了暴富的可能性,或者說將這種可能性僅僅限定在喬布斯這樣永遠的創新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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