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上海僑報：這兩天，全國“兩會”正隆重召開。上海社科院的一間辦公室里，原院長張仲禮正熱切地關注著。“我天天要看報紙、看電視，關注著‘兩會’。經濟建設、環境保護問題，我都很關注。”這位“海歸明星”、“智庫之寶”還有著另一個大名——“議案大王”。從1983年起，連續當選為第六、七、八、九屆全國人大代表的張仲禮，20年間提交了60多個議案，其中僅被編為“一號議案”的就有8個，當前廣為人知的《老年人權益保護法》、《證券法》、《反腐敗法》等多部法律，都是由他首先提出議案，并得到政府重視，及時加以制訂、實施的。

一部專著，奠定學界地位

1947年初，27歲的張仲禮前往美國西雅圖，進入華盛頓大學經濟學系攻讀碩士學位。1953年，他獲得華盛頓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學位。這是華盛頓大學經濟學系二戰后培養的第一位博士。在此期間，張仲禮大作《中國紳士》的出版，填補了當時國際學術界對中國學研究的學術空白。《美國歷史評論》專刊稱此書是“一本對中國近代制度史作出重大貢獻的研究著作”。

許多年來，《中國紳士》一直是中國學研究的重要參考著作。張仲禮回憶道：1979年，一批來華訪問的美國明清史學家和經濟學家來上海訪問，盡管他本人也參與了接待工作，但是美國學者仍然向接待人員打聽《中國紳士》作者的下落；當他被介紹給美國學者時，這些學者發出了“我們都讀過你的書”的由衷感嘆。

在學術界一舉成名，使張仲禮很快當上了華盛頓大學的教授；也正是憑借《中國紳士》一書，他獲得了1952年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獎。這意味著他有了美國國家級學者的身份。

在美國功成名就的張仲禮，于1958年12月離開華盛頓大學返回祖國。當時，不滿40歲的他已經擔任了華盛頓大學遠東研究所的副研究員。適時，國內政治時有波動，但張仲禮并不擔心，“學以報國是我從小的理想”。“文革”前，他重點研究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史和上海工業史，出版了《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史料》、《榮家企業史料》等；改革開放后，他把研究重點轉到外國在華企業，合作的主要成果包括《英美煙草公司在華企業資料匯編》、《沙遜集團在舊中國》、《太古集團在舊中國》等；最近十余年來，他著力上海史和上海學的研究，推出了《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東南沿海城市與中國近代化研究》、《長江沿江城市與中國近代化》等創新性著作。

張仲禮看起來像個文弱書生，但骨子里卻有著另一番天地，“我總相信知識可以報國”。

一場會議，開始“智庫”作為

“智庫之寶”是2008年出版的張仲禮傳記對他的稱呼。1984年，剛剛上任上海社科院常務副院長的張仲禮，很快接到了與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市長汪道涵一起外出考察的邀請，去巴基斯坦出席上海與卡拉奇友好城市的締結儀式。

從卡拉奇剛剛回到上海不久，張仲禮就接到了汪道涵分派的第一個正式任務——接待前來上海考察經濟發展的中央經濟學家智囊團。 “當時，我們開了整整兩天的研討會，討論很熱烈。也就是在這次討論中，我們率先提出了開發浦東的設想。 ”張仲禮回憶，“當時浦東還是一片農田，我們堅持認為在此基礎上新建一個中心要比在浦西改建好得多。”也就是從這次會議開始，張仲禮所帶領的上海社科院擺脫了以前“大討論”的角色，開始直接為政府繪制發展草圖，成為政府的思想庫和智囊團。

而今，雖已耄耋之年，但張仲禮仍堅持每周到社科院上班兩天，親自布置、討論學術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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