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評論員木喬

2010年全國兩會已經開始，公眾對相關議題充滿期待。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3月3日的報告中談到今年工作部署時說：政協高度重視收入差距過大引發的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將就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問題提出對策建議。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提議，順應公眾的關注和期待，如果能在全國政協委員們的推動下有所突破，功莫大焉。

不過，對于部分媒體和專家就此一邊倒的某些解釋，卻需要我們保持足夠冷靜。所謂收入分配調節，無論是工資等一次分配的合理化，比如控制壟斷行業收入過高，適當提高中低收入者、特別是農民工工資；還是稅收等二次分配調節，比如適當上調個稅起征點，甚至大家談得較少的公益、慈善等三次分配調節，都非常重要，也作用巨大。

但任何上述收入分配調節，均不足以從根本上解決收入差距。從全球經驗和相關研究看，這其中必須加上一點，就是刺激就業，爭取盡可能充分的就業。

對于就業和失業問題，中國曾多年沒有正確面對，決策者、研究者有意無意有所淡化，似乎在社會主義中國，失業問題讓大家沒面子。

如果中國一直超高速增長，就業問題不大，這種面子問題或可理解。但近年來，尤其是金融危機沖擊之下，外向型制造企業大量減產、倒閉，工人失業成為普遍現象，如何有效刺激就業，就是決策者最應當考慮的頭等大事，否則，面子和里子都沒了。

實際上，類似的考驗和麻煩，在當年國企改革過程中，大量工人下崗就曾集中爆發過。當時種種處置不當的教訓，至今仍存在許多遺留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那么在今天，中國面臨的突出就業問題是什么，主失業人群又是誰？

其一，上千萬農民工已找不到合適工作，被迫返鄉，而鄉村已非當年鄉村，許多土地被征或縮小，單靠種糧已不現實。這些返鄉農民工實際上處于結構性失業狀態。但他們并不在官方統計的失業數字里。如果他們沒有收入增長，刺激農村消費效果必打折扣。

其二，城市中低收入人群，尤其是教育程度不高，缺乏技能的青壯年城市貧民，即官方統計的失業人群，仍然觸目驚心。他們雖有最低生活保障，但其吃、住、行、子女教育和全家人的醫療等現實壓力，均受困于一個“錢”字。如果不能推動他們中相當一部分就業，越往后麻煩越大，問題越沉重，即使是城市人群的收入差距將無法縮小。

其三，每年數以百萬計的“畢業即失業”高校學生，其中包括一部分留學歸國的“海帶”。他們雖受到較好教育，但相應社會生活經驗和實際工作技能有限，這個不斷壯大的艱難求生存的“蟻族”，可以說是未來中國社會最大的不穩定因素，也是決策者必須正視并加以推動解決的待就業人群，他們沒有未來，中國即無未來。

顯然，面對上述三大失業人群，僅談收入分配調節是不夠的，因為他們連基本收入也沒有。如何為他們中大多數創造就業機會，是直面中國現實問題最主要的結構調整。

當前從決策者到研究者，談論較多的結構調整主要涉及產業布局、地區差別以及收入分配等方面，而對于所謂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往往轉向技術和產業升級，一些學者更主張減少勞動密集型產業，大力發展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以提高附加值。

這些主張看似正確，實則大有遺害，其最大癥結就是沒有從全局考慮刺激就業的極端重要性。對于不斷向市場經濟轉型的中國各級政府而言，最需要介入的不是招商引資，不是賣地炒樓，也不是行業限制，而是如何想方設法刺激就業，讓更多人有工作。

結合中國現實，最大限度讓大家有工作，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和服務業，應當是惟一正解。林毅夫、周其仁等學者對此有完整的研究與http://enorth.zjol.com.cn:7001/pub/m_news/news_image_url_frame.jsp論述，相關的發展策略也不難推出落實。決策者需要從招商引資的側重點，從稅率變化的指向性，以及金融服務的傾斜度等方面予以統籌考慮，一句話就是誰能創業更多就業，就給誰最大的優惠和支持。

放眼全球，美國和歐盟公布的失業率均超過10%，且今年內基本難以下降，進一步研究表明，歐盟實際失業率可能超過15%，因此不難理解為什么今年中國面臨的貿易摩擦如此之多，因為那些國家的政府都在想辦法減少失業率，重啟國內制造和服務業。

經濟學基本常識告訴我們，就業盡可能充分，失業人數盡可能少，全社會工資總量才會上升，在GDP中的占比才會增加，從而才有可能把更多錢用于消費。所以，如何全力刺激就業，而不是只談收入分配或產業升級，或簡單期待壓投資增消費，我們要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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