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是近年來歐盟反移民情緒逐漸累積的結果。早在2010年4月，歐盟就發布關于打擊非法移民的《斯德哥爾摩綱領實施計劃》，規定了長達59頁的具體行動建議和時間表。

許多成員國也收緊了移民政策。英國宣布將進一步加強移民管制，嚴格控制外籍工人的簽證發放總數。德國也要求申請人入境工作前的年收入必須達到86,400歐元以上，且申請的職位必須在德國或者歐盟內無人可勝任。西班牙新《移民法》正式生效，延長了對非法移民的羈留并限制家庭成員團聚。(《半月談內部版》2011年第9期)

三大重要原因

首先，西亞北非動蕩是直接的導火索。

自2011年1月突尼斯發生動蕩以來，大量突尼斯人開始移往歐洲。據歐盟邊境控制署統計，到3月底時，偷渡到意大利蘭佩杜薩島的突尼斯人已增加至18500人，而島上本土居民只有4500余人。盡管意大利政府持續將該島非法移民轉往意大利其他安置中心，但島上非法移民人數仍始終超過本土居民人數。隨著利比亞形勢的繼續惡化，未來進入意大利的非法移民數量將更為龐大。這種前景是歐盟非常擔心出現的。

此前，為解決北非的非法移民問題，意大利政府與利比亞政府于2009年達成一項協議，由意大利向利比亞政府提供援助，利比亞負責巡查本國邊防，阻止本國及其他非洲國家民眾經由利比亞進入歐洲，并接收意大利方面遣送的非法移民。協議簽署后，到達蘭佩杜薩島的移民數量，從2009年的3.7萬人減少到2010年的400人。但在意大利參與對利比亞的軍事行動后，卡扎菲政府已不再履行協議，這一后果的嚴重性將持續顯現。因為利比亞不僅是非法移民大國，更是其他非洲國家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非法移民進入歐洲的主要通道。意大利外長弗拉蒂尼稱，如果利比亞政府垮臺，將有20萬~30萬利比亞人逃往歐洲。而按照歐盟邊境控制署的估計，移民數量可能多達50萬~150萬人，意大利、馬耳他和希臘等國將成為“重災區”。

非法移民的涌入會給歐洲國家造成治安壓力加重、社會沖突加劇等多重安全困擾。意大利等南歐國家在移民涌入的壓力之下向歐盟求救，但各成員國政府局限于自身利益，難以在歐洲層面顧全大局、共同協作，而歐盟現有機制難以有效協調解決突發性難民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修改《申根協定》的呼聲自然增大。

其次，歐盟主權債務危機持續蔓延，經濟前景黯淡，民眾生活水平下降，經濟不安全感增強。

在主權債務危機持續蔓延的情況下，歐盟成員國紛紛出臺大規模財政緊縮政策，大幅削減預算，首當其沖的是福利開支。普通民眾購買力和生活水平下降，很容易將怨氣撒在移民身上，認為移民過多不但加劇了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壓低了工資，搶了歐洲本土白人的飯碗，還攤薄了社會福利大餅，加重了政府福利負擔及民眾稅負。今年初以來，英國持續發生大規模抗議示威活動，在希臘、西班牙等國抗議示威及罷工更是層出不窮。歐洲社會日益分化，矛盾不斷累積，隨時都有再次爆發騷亂的可能，所有這些都進一步加劇了民眾經濟上的不安全感，為排外及反移民情緒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第三，極右勢力推波助瀾。

近年來，以反移民、反全球化為主要目標的歐洲極右勢力影響快速擴張，已對歐洲主流民意產生潛移默化的重大影響，歐洲社會對移民特別是穆斯林移民的偏見已根深蒂固。

在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反移民情緒更是明顯上揚。在荷蘭、瑞典這樣傳統的自由主義國家，移民及種族問題也成為大選重要議題。2010年《德國自取滅亡》一書以反移民特別是反對穆斯林移民為賣點，引發德國民眾熱捧，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歐洲社會心理的變化。

歐盟委員會的一項調查顯示，歐盟66%的被調查者承認自己“有些種族歧視心理”。法國一項調查表明，92%的人認為法國普遍存在種族主義，2/3的人自稱有種族主義傾向，僅有10%的人認為可以與移民和睦相處。在這種情況下，歐洲主流社會也開始逐漸拋開傳統種族主義禁忌，開始接受極右翼的一些說法，對移民采取了更不寬容的強硬態度。

三大負面影響

首先，歐洲一體化受沖擊。

《申根協定》與歐元并列，是歐洲一體化重要成果及標志。但與歐元區近來處境一樣，《申根協定》也面臨更大壓力。歐盟成員國為迎合民意，在本國歐盟政策中更為強調國家利益，在不同程度上加強了邊境控制，包括限制歐盟其他成員國民眾進入本國。丹麥恢復邊檢，實際上是政府屈從反移民的人民黨，以更強硬的移民政策換取其對政府其他重大政策的支持。法國總統薩科齊和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呼吁修改《申根協定》，也主要是為了迎合民眾需求，并化解來自本國反移民的極右政黨的壓力。凡此種種都將使《申根協定》出現倒退，并加劇成員國特別是新老成員國之間的緊張關系。此外，歐盟國家對移民問題的擔心也會影響到歐盟的擴大政策，土耳其等國入盟將遙遙無期。

其次，加劇歐盟內業已存在的移民與主流社會之間的矛盾。

一方面，歐洲社會普遍存在反移民特別是反穆斯林移民情緒，歐洲國家政府出臺的系列針對穆斯林移民的政策措施，如禁止穆斯林婦女穿戴罩袍，瑞士全民公決禁止興建清真式宣禮塔等，無疑進一步加劇了穆斯林移民對主流社會的不滿，社會沖突風險加劇；此外，由本土穆斯林發動的恐怖主義襲擊也仍有可能再次發生。另一方面，歐洲社會整體反移民情緒以及對移民“妖魔化”的做法也可能刺激極右翼的暴力活動，其中既包括針對移民群體的暴力活動，也包括針對主流社會及政府的恐怖活動，7月22日發生在挪威的爆炸和槍擊案就是突出的例子。

再次，歐盟國際形象也將受到較大損害。

反移民情緒及限制移民政策強化了歐盟的“堡壘歐洲”印象。特別是由于進入歐盟的移民大多來自其周邊地區，歐盟對移民的新態度將進一步削弱歐盟對其周邊地區的傳統影響力，損害歐盟自身安全和長遠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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