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中國首部華僑華人研究藍皮書《華僑華人研究報告》發布。藍皮書指出，自1978年改革開放至2009年底，中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的總數為162.07萬人，留學回國人員的總數為49.74萬人。

中國留學人員七成“學不歸”，這顯然不是一個簡單的“哪里的月亮更圓潤”的問題。盡管我們在1996年成立了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以國家為主體、用法律手段對公派留學人員做了詳盡的制衡，但面對更多與公費無關的留學者，道義或法律顯然是無力的。

數據顯示：以留學身份出國，目前仍在國外的留學人員有112.34萬人，其中89.29萬人正在國外進行本科、碩士、博士階段的學習或從事博士后研究、學術訪問等，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有這樣的數據支撐，我們就不難回答一些如鯁在喉的問題：為什么美國最近十年的高科技企業三分之一都有印度或中國的創始人？為什么美國的科學與工程博士接近40%來自外國出生？為什么這些外國出生的科學與工程博士有22%來自中國大陸？為什么中國科學與工程領域的留學博士學成不歸的比例高居新興國家首位？

地球是平的，以狹隘愛國主義譴責“學不歸”顯然有些心虛，但類似現象確實值得我們反思：在人力資源配置的全球化趨勢面前，我們的吸引力在哪里？支撐核心競爭力的人才資源被定位在怎樣的價值坐標上？中國人多，但人才未必多到可以高枕無憂的地步，更重要的是，“學不歸”的群體里，大多是人才中的支柱部分。

新加坡前總理吳作棟先生說：“新加坡的成功仰賴于吸引外來人才的能力，因為最能吸引人才的國家，經濟就會最成功。”虛心而誠懇地審視七成“學不歸”的原因、并徐圖改進，也許比視而不見或掉以輕心更迫切。鄧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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