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SOHO中國董事長潘石屹與哈佛大學簽訂了金額為1500萬美元（約9300萬人民幣）的“SOHO中國助學金”協議一事，引發網絡熱議。不少人提出疑問，國內致富的地產商為何助學國外而不選擇中國高校。 潘石屹在其認證微博上回應時強調，這次助學金只幫助在這些學校的中國貧困家庭的同學們。

作為企業家，潘石屹拿自己掙的錢捐資，捐給誰，是他的權利和自由，一些人質疑他為何不捐給中國大學，是質疑錯了對象，應該質疑的是，中國大學為何難以獲得社會的捐贈，包括企業家的捐贈和校友的捐贈。

大約在四年前，中國畢業生張磊向耶魯大學捐款8，888，888美元，創耶魯管理學院畢業生個人捐款紀錄就曾在國內引起廣大網民的熱烈討論。不少人質疑，他為何不捐給中國母校——中國人民大學，卻要把錢捐給耶魯大學，網友們對“中國辛辛苦苦培養的高材生幫著人家發展”表示不滿甚至氣憤。四年之后，網友們對潘石屹的質疑，與當年對張磊的質疑幾乎完全一樣，稍微不同的是，有網友質疑為何賺中國人的錢，卻要去捐贈美國大學。

說實在的，如果這就是中國的慈善捐贈環境，很多有意愿的捐贈者，不會在網友的道德綁架下改變自己的捐贈意向，成熟理性的慈善環境，應該尊重捐贈者的意愿，至于國內的學校、慈善機構如何獲得捐贈，不是去指責捐贈者不愛國，而要反思自身的公益事業是否做得規范、專業。

我國大學相比國外世界一流大學，在社會募捐方面做得很不好。大多數全國重點大學，只想著爭取國家經費（教育撥款和課題經費撥款），而并不重視社會募捐，而就是獲得社會募捐，在回報捐贈者以及用好募捐方面，也時常引發爭議，比如學校回報給捐贈者冠名，學校和企業間進行利益交換、使用捐贈經費不透明等。而國外大學，有專業機構負責募捐，社會募捐的經費是保證學校獨立辦學的重要力量，學校在給捐贈者冠名、使用捐贈資金方面，有規范的制度，包括通過學校理事會決策、廣泛聽取師生意見，在學校治理過程中，實行學術自治、教授治校，捐贈者并不能干涉學校的辦學等等。

這就是現代大學制度。在現代大學制度之下，學校辦學信息公開、辦學經費都必須用于教育教學和學術研究，因此，捐贈者并不擔心捐贈的資金會被濫用，不會用到“刀刃上”而被揮霍掉，可我國內地高校則不然，由于缺乏現代大學制度，近年來就連國家撥付的經費都存在被揮霍、鋪張浪費，甚至貪污的情況，因此，很多捐贈者對捐贈給內地的大學，一直處于觀望狀態。試想，時常聽聞中國科研經費只有40%用于科研這樣的消息，有多少人認為中國大學缺錢，缺錢的大學會這樣對待緊缺的經費嗎？

就連這些高校培養的學生，積極捐贈者也很少。大多情況下，一名學生從一校畢業之后，就與母校失去聯系，只有等到有一天功成名就后，才會被母校“重視”。有一些高校擔心學生一畢業就“人間蒸發”，還扣押畢業證書要求學生必須在離校前歸還貸款。如此功利地對待校友，怎么可能讓校友真正關注母校的發展？而美國大學，不但在學生求學過程中，重視學生的權利，給學生提供高質量的教育，就在學生畢業之后，也會通過校友會組織，持續關注校友的事業發展。像哈佛大學，校友捐贈率高達近50%（這還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普林斯頓大學高達近70%），我國有哪所學校能做到這一點？

尊重捐贈者的權利，和尊重學生的權利是同一個道理，我國社會只有學會尊重每個個體的權利，不是動輒用道德去綁架他人的權利，才可能不斷進步。就學校的辦學而言，只有每個辦學者尊重學生的權利，真正對教育負責，才能辦出高質量、充滿人文關懷的大學。不客氣地說，我國當前的辦學者，并沒有一心對教育負責、對學生負責，而只是對政績負責，我國大學在給學生獎助學金時，還采取“評議助學金”、“競選助學金”等侵犯貧困學生人格尊嚴的做法，這都傷害大學的形象，但大學卻沒有采取措施扭轉。這樣的大學，能獲得社會的捐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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