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階級的壯大，讓中國的城市二胎生產者告別了最初的逃、瞞、躲等方法，而去爭取更多的途徑和方法，二胎也成為城市部分中產人群的潛生態和公開秘密。

二胎父母們陷入現實的夾縫。一個二胎兒子告訴他爸爸：“老師說我沒有戶口，不能領紅領巾。”

眾多跨界者加入并推動人口政策改革。一個企業主下了個具幽默感的命令：凡是中層員工生二胎，他都出10萬元的罰款補償。

過低的生育率和生育意愿會造成一個經濟學上的問題——中產階級的萎縮。

因為生育二胎，蔡智奇可能要永遠離開講壇——他的供職單位華南理工大學決定開除他，以懲罰其擅自帶來的第二個新生命。2013年12月2日，這位化學與化工學院的副教授寫下長微博，向自己的學生們致歉：“我被剝奪了當老師的權利。”

這位自美國留學歸來的博士擁有兩個女兒，一個在美國出生的6歲長女，一個在中國出生的3歲幼女。

蔡智奇從未想過自己的家庭觸犯禁忌——長女是美國國籍，幼女則用結婚時領到的準生證上了杭州戶口。在他看來，自己并未多占內地的生育指標。

蔡智奇不服。發完微博的次日他提交了申訴書，并聯系了律師準備起訴學校。“我將不惜代價討一個說法。而且這不是我一個人的事。”

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啟動實施“單獨二孩”政策（民間俗稱“單獨二胎”）——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據國家衛計委前期開展的生育意愿調研結果顯示，將有1500萬至2000萬人受此影響。而其受益者，則大多為城市公務員、事業單位職工等受計生政策管控最為嚴格的中產階級群體。

這個群體的生育欲望由來已久。他們趕上了計劃生育的頭班車，在孤獨中成長。為人父母并小有所成后，他們渴望繞過政策的鉗制，生育第二個甚至更多的孩子。隨著城市中產階級的持續發展和壯大，他們呼吁生育政策改革，更有先行者開始一場關于“多生一個”的漫長的摸索和較量，同時進化出一套獨特的游離于主流法規之外的生存法則。

2013年末的“張藝謀超生”、“找洋人代孕”等事件又賦予了這個問題更復雜的色彩。隱形超生族一方面被視作高超的“走鋼絲者”，一方面又陷于政策與現實的夾縫。

被踢出了局

現在，失去工作的歸國博士蔡智奇才發現，他與校方對人口政策的認識差異細微又巨大。被舉報后，校方稱其違反了一項計劃生育規定——“父母雙方或一方為中國公民，未在國內定居，其在外國生育的第一孩不管是否已取得外國國籍，均不能批生第二孩”。

這意味著，他所認為的“長女是美國籍，次女不占生育指標”是不被允許的。

現在，蔡智奇每天都收到詢問及安慰短信。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學者易富賢就是其中一位。

多年來，隔著14個小時的時差，身在美國的易富賢總會在微博里不斷收到人們關于生育二胎的傾述與疑問。在他看來，在新舊生育政策交替的當口，陷入蔡智奇式困境的人還有更多。

36歲的孫天兩年前剛有了第二個孩子，有一天他看到小區里《致業主的一信中》提及“舉報者，獎勵一千”，趕緊選擇了搬家，遠離熟人。

身在山東的“二胎媽媽”張禾則斷絕了所有網絡關系，她關掉了自己的微博、QQ空間，微信群里也不再發與家人的合影。身在國企的她擔心哪怕一丁點個人信息的透露，也會帶來巨額的罰款、升遷無望，乃至工作喪失的“災難”。

除了等待曙光的單獨或雙獨父母們，最近一個月里，易富賢還發現，私信里出現更多憤怒的聲音。他們自稱“非獨”（非獨生子女），他們表達憤懣：“苦苦等了十幾年，政策一出，把我們這個群體踢出了局。”

一些失望的父母，甚至組成了“二胎互助組”、“自主生育研究會”、“非獨二胎生育權”等QQ群，傾述怒火，并談論著更多關于生育的隱秘規則：如何辦戶口、如何假離婚、如何與計生委討價還價……

從“超生游擊隊”到赴美生子

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副教授楊支柱的記憶里，1980年代時，他知道了“計劃生育”這回事。最初，村里人隱忍而順從，因為“飯碗是被政府牢牢控制的，逃不了”。

1982年9月，計劃生育被確定為基本國策，控制人口開始成為懸在各級政府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此后十余年，計劃生育政策越來越嚴。春晚小品《超生游擊隊》成為那個時代“計生逃兵”們最生動的寫照。

易富賢在研究中發現，進入新世紀后，不僅在農村，城市人對待生育的觀念也在不斷改變。

楊支柱將其歸因于這些年中國家庭經濟上的相對獨立與個人思想的提升。中國中產階級在世界上增長速度最快。據《安聯全球財富報告》的計算，2012年中國中產階級的數量已增加到4.13億。僅2012年一年，全球中產階級人數增長了將近1.4億人，中國占了最大份額。

“國家在經濟上控制個人的力度在下降，人們對生育政策改革的呼聲則在增強。”楊支柱說。

2010年，易富賢前往內地做了13場講座，慢慢發覺眼前這批70后、80后，早已淡去原來的傳宗接代觀念，轉而更為關注個人生活方式。年輕人們在老齡化等現實壓力下，試圖重塑自己的生育觀念。

楊楠就是其中一員。2013年6月，在北方一座小城做公務員的她意外懷孕了。仔細考慮后，這個已有一個9歲小孩的37歲母親準備決定生下這個小孩。

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是楊楠生二胎的最大支持。她和丈夫都是公務員，憑借自己的經濟能力與人脈，即使付出點代價，也可以留下孩子。

過去三年，于綠也一直在父母的衰老中奔波。母親做手術，婆婆做手術，公公心肌梗死做手術——她慶幸有個弟弟，老公有個姐姐，不然夫妻倆或許都沒法工作。

“我總會老去，421家庭（四個老人、一對年輕夫婦和一個孩子）模式也是一種危險。”于綠慢慢有了生第二個孩子的念頭。

丈夫在世界500強公司工作，給孩子更完整的家庭環境是于綠最終選擇生二胎的動機。她隨后也發現，經濟的獨立帶給了她更多的選擇，比如赴美產子。

她的理由是：到美國生二胎的價格10萬到15萬人民幣，但在北京給二胎孩子上戶口就得二十多萬，那真不如給孩子一個美國國籍。

2012年8月，于綠的第二個孩子出生在美國洛杉磯。月子中心四十多個媽媽，像她這樣為了生第二胎而來美國的，占了一半。她們大都來自北上廣等大城市，均為教師、醫生、商人、律師等職業。

2013年9月，《全美月子中心行業白皮書暨美國月子中心產業發展調研報告》顯示：2008年，大陸赴美生子的人數達到4200人；2012年，超過了1萬人。

二胎媽媽的另一個聚集地——香港，來港產子的數量也在10年間以50倍的速度飆升——2001年，香港“雙非”新生兒僅有600余名；2011年這一數字飆升至17萬，而據香港《大公報》報道，赴港產子的內地孕婦中，超過六成是生“二胎”。

“要么選擇不生，要么以更好的方法生。”——這是于綠眼中的中產階級生育觀。

廣州市人口與計生局助理巡視員段建華回憶，2007年，一些高收入人士為了超生，甚至主動上交“社會撫養費”，要求計生人員不予干預。

在易富賢看來，最近三年來，中國的城市二胎生產者，早已告別了最初的逃、瞞、躲等方法，二胎也逐漸成為部分城市中產或以上人群的潛生態和公開秘密。

跨界者

在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葉廷芳的眼中，二孩觀念的變遷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葉還記得，1990年代初，他與一群作家從蘭州出發去敦煌，車上他談起對人口問題的思考，認為一孩政策破壞了中國社會的倫理生態。結果遭到了眾人的嘲笑：“中國這么落后，還希望人口多？”

多年過去，他卻發現社會對于二孩的看法悄然轉了向。2007年，葉廷芳等29名全國政協委員聯名提交提案，要求盡快停止執行獨生子女條例，該提案成為著名的“葉廷芳提案”。據搜狐網調查顯示，近七成網民表示贊成。

2009年下半年，珠三角企業開始頻頻出現勞工荒，企業紛紛招不到工，進入2010年后，在中國傳統春節的壓迫下，勞工短缺現象更加明顯，用工缺口日漸增大，以至于一些企業不得不放棄到手的訂單。“中國人口紅利將結束”的論點盛行。

2011年和2012年兩會的一大亮點，是出現了很多有關人口政策的提案議案。

由于影響深遠，除了專業人士，中國人口問題還吸引了許多“跨界”研究者，成為參與度極高的全社會論題。攜程網董事長梁建章就是最著名的一位。 2006年，梁建章前往美國斯坦福大學就讀經濟學博士后。他在對比研究日韓、印度、美國等國的人口趨勢后認為，年輕人口的數量與質量影響著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與經濟活力。

一個可供比較的對象是日本。梁建章赴日考察時，驚訝發現日本出境處填表格的地方配備了三副不同度數的老花眼鏡。這位商人也曾帶領公司管理層拜訪一家日本同行公司，會議桌兩邊，中國高管都是三十出頭的年輕人，對方公司的高管卻都是60歲左右的鬢發灰白的老人。

“日本二十年的經濟蕭條，與日本社會的老齡化密切相關。”梁建章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梁建章選擇頻繁發言、自拍紀錄片，呼吁徹底改革計劃生育制度。他甚至勸商人朋友生二胎：“這算是為社會做貢獻”。

2012年3月，梁建章與北大教授李建新出版《中國人太多了嗎？》一書。這本書采用了一種獨特的合作方法：李建新從社會學的角度，梁建新從經濟學的角度，共同探討中國的人口問題。“中國人口正逐漸萎縮，現行生育政策嚴重滯后”——這是兩人共同得出的結論。

廣泛參與所產生的合力進一步推高了為計生政策“松綁”的呼聲，甚至是一些體制內的學者也開始轉向。

2009年末，中科院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長田雪原分別在《經濟參考報》和《人民日報》上撰文，呼吁調整人口政策。兩人的發言，遂被解讀為“計生領域內部也發出了不同聲音”。

“以前的政策在低收入條件下有效控制了人口。”胡鞍鋼曾對南方周末記者這樣解釋自己在人口政策立場上的轉變，“但我們已是中等收入，中國的人口環境發生了變化，中國的發展程度也發生了變化。”

1992年起，中國總和生育率就低于人類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平均每位育齡婦女生育2.1個孩子）。2011年中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總和生育率僅有1.18。這意味著中國早已進入了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國家行列。

如今，讓葉廷芳欣慰的是，他所接觸的90%的人口專家都贊成放開二胎。而人們的觀念也在悄然發生轉變：

2010年，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曾就生育做過網絡調查，超過6000位的參與者中，有77.5%的人認為在政策允許的情況下，一個家庭生兩個孩子是最理想的狀態。

二胎在逐漸成為一種社會情緒和潛秘密的同時，也催生了“二胎經濟”。深圳一些早教機構，設置了“一個家庭可以共享課時包”的規定，把原屬一個孩子的“課程包”劃成兩半，分給“二胎”——這樣既不會增加家庭早教成本，也可以讓兩個孩子同時接受早教。

義烏商人徐雪金，則做起了另一種嘗試。2009年，他將生意交給妻子，自己則當起了“全職老師”，專心教育一對兒女。一年后，他成立了“在家上學聯盟”。

如今，聯盟成員大概為2000人。徐雪金介紹，在家上學聯盟的家長很多會選擇生二胎，因為戶口對在家上學沒有太大作用，也會更關注家庭環境的健康。深圳卓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鄒先華則更具幽默感，他頒布命令：凡是中層員工生二胎，他都出10萬元的罰款補償。

為了第二個孩子

蔡智奇的戰斗還在繼續。被開除后，他又拿出《出國留學人員生育問題規定》向學校申辯——“夫妻雙方在國外連續居住一年以上的留學人員，在國外生育或者懷孕后回中國內地生育第二個子女的，回中國內地后不予處理。”

在這位副教授看來，這與學校開除自己的理由有出入。學校的反駁是：他的妻子不是留學人員。蔡智奇感覺自己陷入了一座計劃生育政策的迷宮里。

在不少專家看來，計劃生育政策對城市中間力量約束最有效。像蔡智奇這樣的還有更多政府、國企、事業單位供職的人——自1980年代起推行的“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將他們的戶口、工作與生育緊緊捆綁。

36歲的易鋒就常常覺得，自己因為二胎付出了過大的代價。2009年，36歲的易鋒生下了第二個兒子。妻子為此辭掉了公立學校教師的工作。夫妻倆也湊了5萬塊，交了社會撫養費，為孩子在湖南老家上了戶口。

易鋒原以為交了錢就都解決了，但廣州實行的一票否決制，自己不被批準落戶；2012年他也曾有機會，成為國企的正式職工，卻因為拿不出獨生子女證，只能以勞務派遣的方式，成了單位里最悲催的“臨時工”。

2006年，居住在廣州的許寶輝有了第二個孩子，因為不愿交20萬的社會撫養費，孩子無法上戶口，孩子只好回到鎮上讀書。一天兒子回家告訴他：“爸爸，老師說我沒有戶口，不能領紅領巾。”

2009年，在西安一家國企上班的孫天，偷偷生下了第二個兒子。花了一番精力，他將孩子的戶口落在農村妹妹的名下。

2年后，老家征用土地，父母嫌賠償價格低，不愿簽約。征地的人卻抓住孫天超生的把柄威脅其父母：要到西安的單位告狀。擔心丟掉工作的孫天，最終只能勸父母妥協。

39歲的周麗則一直記得在醫院的見聞。她生活在北京，懷了二胎后，因為大醫院要建檔，她只能選擇去一家小醫院。這家醫院，也是北京的流動人口直接分娩點。產檢時，擁擠的過道、病房里，周麗發覺90％的孕婦都是生二胎的。

周麗在那里聽了很多故事：有人從上海跑來生孩子，自己也是計生工作的；也有不少計生干部，會闖進產房，勸某個媽媽回去：“你回去，罰款打七折！”

不應該止步

決定留下第二個孩子后，“非獨”媽媽楊楠面臨難題，她和丈夫要付出的代價可能是：繳納20萬的罰款，夫妻同時開除。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很多城市中產尤其公職人員已經“創造”了很多高招，例如找代孕生二孩，更有錢的甚至到美國找洋人代孕……

楊楠左右衡量，最終選擇了“假離婚”這個相對不那么折騰的方法。她跟丈夫辦理了離婚手續。丈夫又花了一萬元，雇了一個人與楊楠結婚，孩子生下來后再復婚。美中不足的是，這又帶來一個尷尬的問題——對孩子來說，真正的父親卻變成了法律認定上的“繼父”。

一切自認為已安排周全。但一個月后，到計生部門申請辦證時，楊楠仍迅速成為重點懷疑對象。楊楠的謊言被迅速戳穿。噩夢開始了。

計生部門告訴了單位，領導大為光火，命令楊楠堅決引產這個孩子。丈夫的單位也迅速被通知。巨大壓力下，楊楠的家人開始動搖。

堅持了三個月，楊楠感覺肚子里的根本不是一條生命而是禍害。最終，楊楠打掉了5個月大的胎兒。

她回到單位，繼續上班。讓她感覺荒誕的是：同事偷偷告訴她，領導很生氣，希望她去道歉。

然而，中央確定“單獨”二胎政策后，卻擊碎了楊楠最后的夢想。她37歲了，夫妻都是“非獨”，她恐怕無法等到制度的大門再次開啟了。

在易富賢看來，長久以來，人口都被看做負擔。學醫出生的他，則試圖去傳播這樣一種理念：人口是資源、是優勢。

最讓他擔憂的是過低的生育率。中國的生育率更替水平約為2.2，也就是每位育齡婦女平均需要生育至少2.2個孩子才能維持人口最終不衰減。如今，根據中國的社會發展水平，即便進一步削弱對生育的控制，生育率也難以達到這一水平；并且中國的育齡婦女在快速減少。

搜狐財經專欄作家、國際商業顧問吳向宏則表達了另一種擔憂。他認為，中國受計劃生育政策影響最重的這一批年輕人，他們壓力更大，養孩子的意愿也更低。這造成一個經濟學上的問題——中產階級的萎縮。

“從社會階層的分布講，希望社會有一個穩定的中產階層，但計劃生育政策導致這一批人在經濟和人口結構上都沒有獲利。”吳向宏在一個論壇上說。

“‘單獨二孩’只是開始，人口政策既然已經動起來了，就不應該止步。”易富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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