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曼達·羅克福德和她的兒子奎恩在佐治亞州伍德斯托克。奎恩將服用一種用于穩定情緒的安定藥利培酮（Risperdal）。

Bryan Meltz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佐治亞州坎頓——當低收入家庭患者說在小學學習很費勁時，邁克爾·安德森（Michael Anderson）醫生通常會給他們開一種強效藥：阿得拉（Adderall）。

這種藥能增強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DHD）的孩子的注意力和沖動控制力。盡管安德森醫生的診斷是ADHD，但在他看來，該病只是家長的“編造”和“借口”，目的是開這種藥來治療孩子的真正疾病——差學校中的差成績。

“我沒有太多的選擇。”為亞特蘭大北部切羅基縣內許多貧困家庭服務的兒科醫生安德森說，“就我們這個社會而言，改變孩子所處環境的成本太高了，所以我們只能去改變孩子。”

這是一個已經引起部分醫生興趣的觀點：他們是給在學校中學習費勁而又沒有閑錢的孩子開興奮劑，其目的實質上并不是為了治療ADHD，而是為了提升他們的學習成績。而安德森醫生是該觀點較為堅定的支持者之一。

目前并不清楚安德森醫生是否代表著一種正在擴大的趨勢。但一些專家注意到，由于富有的學生在大學和高中階段可以用興奮劑讓成績好上加好，因此低收入家庭中成績落后的小學生也開始使用這類藥物，而他們的父母則急切盼望著他們成功。

“我們這個社會一直不愿意在這方面投資，為這些孩子及其家庭進行非常有效的非藥物干預。”位于圣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兒童心理健康服務研究員拉梅什·雷加萬（Ramesh Raghavan）醫生是低收入家庭兒童處方藥使用方面的專家，他說：“我們實際上是在迫使當地社區精神科醫生使用他們可用的唯一工具，即精神類藥物。”

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市的兒童精神科醫生南希·拉帕波特（Nancy Rappaport）平時基本要跟低收入家庭的兒童及其學校打交道，她補充說：“我們看到這種事例越來越多。我們采用的是一種‘化學束身衣’，而沒有去做同樣重要的甚或某些時候更為重要的事情。”

安德森醫生表示，他的直覺是一個“想讓天平更加平衡一點”的“社會正義思想家”的直覺。他說他所看到的學習成績有問題的孩子，實際上是“與他們所處的環境不匹配”——與公共教育格格不入。他表示，因為他們的家庭幾乎無法負擔基于行為的治療方法，比如說輔導和家庭咨詢，所以藥物治療成了將學生重新引向成功之路的最可靠和最務實的方法。

“對于成績獲得了‘A’和‘B’的學生，我不會給他們開這類藥物。”他說。對一些家長而言，這類藥會讓他們如釋重負。杰奎琳·威廉姆斯（Jacqueline Williams）就表示，她非常感謝安德森醫生為她的孩子——15歲的埃里克（Eric）、14歲的切奇拉（Chekiara）和11歲的沙姆亞（Shamya）——開具的ADHD診斷證明，以及為他們三人開的處方藥專注達（Concerta）——一種長效興奮劑。她說她的每個孩子在聽課和做家庭作業方面都存在著注意力不集中的情況。

“我的孩子不想吃，但我告訴他們說，‘這是你們吃藥之后的成績，而這是你們不吃藥的成績，’他們懂了。”威廉姆斯女士說，并表示醫療補助計劃（Medicaid）可以支付幾乎所有的就診和醫藥費用。

一些專家表示，一個負責任的醫生用ADHD藥物幫助成績差的學生并沒有什么壞處。另有一些專家——這其中甚至還包括很多像拉帕波特醫生一樣贊成使用興奮劑治療典型ADHD的人——則擔心醫生會將孩子們置于毫無必要的生理和心理危險中。關于這類藥物，已知的副作用包括生長抑制、血壓升高，以及精神病發作，但后者較為罕見。

據美國兒科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去年發布的指導原則，醫生應使用多種行為評定量表——其中有的包含數十個類別——中的一種來確認一個兒童不但符合ADHD標準，而且也沒有閱讀障礙或對立違抗性障礙等相關疾病，這類疾病患者會把強烈的憤怒發泄到權威人物身上。然而，據2010年《注意力障礙雜志》（Journal of Attention Disorders）的一項研究表明，至少20%的醫生表示他們在診斷ADHD時并未遵循這一規程，其中很多都是靠個人直覺判斷。

羅克福德（Rocafort）一家生活在佐治亞州的鮑爾格朗德。在他們家的廚架上，花生醬和雞湯旁邊放著一個鐵絲籃，里面裝滿了兒童藥瓶——這些藥是安德森醫生開的：給12歲的亞歷克西斯（Alexis）和9歲的伊桑開的阿得拉；給11歲的奎恩（Quintn）和11歲的佩里（Perry）開的利培酮（Risperdal）——一種用于穩定情緒的安定藥；以及給他們4個人開的可樂寧（Clonidine）——一種用于抵消其他藥物藥效的助眠劑，夜間服用。

奎恩大約在五年前開始服用阿得拉治療ADHD，那時他在學校的破壞性行為導致學校給他家里打電話，并給了他校內停學的處分。在服用了阿得拉之后，他立即安分了下來，并變成一名更認真、更專心的學生——這有點像佩里，他也服用阿得拉治療ADHD。

然而，當青春期的“化學物質”在10歲左右開始發生反應時，奎恩卻在學校里和別的孩子打架，因為他說他們侮辱他的母親。問題是，那些孩子并沒有這么做；奎恩看到了不存在的人并聽到了不存在的話，這是阿得拉一種較為罕見但卻已知的副作用。在奎恩承認有自殺傾向之后，安德森醫生讓他在當地的一家精神病醫院住了一個星期，并將阿得拉換成了利培酮。

在講這件事的時候，羅克福德夫婦把奎恩叫到了廚房，并讓他說明為什么要給他吃阿得拉。

“為了幫助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功課上、作業上，聽爸爸媽媽的話，不再做以前讓老師發瘋的事，”他說。他講了他在精神病醫院的那個星期的情況以及利培酮的作用：“如果我不吃藥，我就會產生敵對情緒。我會冒犯我的父母，我不會像現在這么乖。”

盡管有奎恩服用阿得拉的這種經歷，羅克福德夫婦還是決定讓他們12歲的女兒亞歷克西斯和9歲的兒子伊桑服用這種藥物。他們的父母說，這兩個孩子并沒有患ADHD，阿得拉只是為了幫助他們提高成績，而用她父親的話說，也是因為亞歷克西斯“有點愛說瞎話”。

“我們已經看到了問題的兩面：我們看到了它的正面，也看到了它的負面，”孩子的父親洛奇·羅克福德（Rocky Rocafort）說。他承認亞歷克西斯服用阿得拉只是一種“提升”。“如果他們感到更積極，更開心，也更愿意與人交往，那為什么不這樣做呢？為什么不呢？這是在幫助他們。”

安德森醫生說，他用ADHD藥物治療的每一個兒童都符合用藥標準。但同時，他也批評那些標準，說它們只是“讓一些完全主觀的東西看起來客觀而已”。他補充說，老師返回的報告幾乎無一例外地表示診斷改善了學生的行為，而在他看來，這種決定與其說是醫學上的，倒不如說是經濟上的。

“學校表示，如果有其他想法他們不會蓋著，”安德森醫生說，“但與藥物相比，其他想法需要成本和資源。”

安德森醫生舉了一個例子，即他經常打交道的、位于坎頓當地的威廉·G·哈斯蒂小學（William G. Hasty Elementary School）。對于我們發出的多條置評信息，該校校長艾澤爾·麥克格魯德（Izell McGruder）并未回復。

記者撰文期間聯系的幾位教育家認為，ADHD這個話題的爭議性太大，所以他們不便評論。他們說，診斷有時會被誤用，但對很多孩子來講，ADHD是一種嚴重的學習障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加州某主要學區的負責人說，ADHD確診率的急劇上升與學校資金的急劇下降不無關系。

“一想到這種現狀就讓人感到害怕；由于公共教育資金無法滿足所有孩子的需求，所以才會出現這種情況，”這位負責人表示，暗指給沒有患典型ADHD的兒童服用興奮劑。“我不清楚，但我們這里可能正在發生這種情況。或許這并不是有意的，可能是因為某個醫生看到某個成績差的孩子跟另外42個孩子擠在一個班里，而這個孩子沮喪的父母問怎么辦時，這個醫生說，‘這可能是ADHD，讓我們先治治看。’”該負責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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