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波士頓Suffolk University歷史系助理教授薛涌撰文：美式拼爹，是中國學生在美國所遇到的最大挑戰之一，難度經常超過語言關。

美國的文科為什么難？

如今中國的留美學生越來越多，年齡越來越小，讀寄宿高中的隨處可見。逢年過節，是這些孩子最為失落的時期。許多學校節日期間關閉，宿舍不能住，想回國時間太匆忙，留在美國又沒地方去。

厚仁教育針對這一問題，在感恩節期間組織了一個高中提高營。我曾向主辦者建議，感恩節是放假，提高營不應該是個讀書的集中營，應該讓孩子們聚在一起放松，交流一下在美國讀書的酸甜苦辣，探討未來的前景和人生戰略。

我們這些為人師長的，也不妨多和孩子們談心。這樣的機會，那些分散在各個寄宿學校趕功課的孩子們平時反而沒有。

主辦者欣然接受，同時要求我給孩子們講講怎么讀文科。我也只好應命了。

講學文科，所針對的并非僅僅是想學文科的同學。美國從中小學到大學都強調通才教育，學理工的也繞不開文科。文科吃虧，處處吃虧。比如那些搞理工的，稍微干出點名堂，就要申請基金，進行政治游說，文科缺乏訓練如何玩兒得轉？

看看SAT就知道，三分之二的內容是英語，三分之一的內容是數學。這個“美國的高考”為何讓文科的比重占據三分之二？因為文科對成才更重要一些。

中國學生都知道，不論是在學校讀書，還是考SAT，文科比理工難得多。這并不僅僅是因為英語不是母語。美國學生也覺得文科更難。

最近一系列研究表明：二三十年來美國學生的SAT成績，數學部分有明顯提高，但英語部分則基本沒有提高。另外，把弱勢學生、后進生放在更好的學習環境中追趕，往往數學趕上去很快，文科則很難提高。這和我們那代中的許多人高考理工落選、接下來復讀改文科、狂背一年上名校的現象大異其趣。

中國學生和家長總覺得在美國學文科主要的障礙是英語，對于文科的難度遠無思想準備。

關于這一點，大多讀寄宿高中的同學都有親身體會。我開辦的“薛涌留美預科”，本來針對的是國內沒有機會出來讀寄宿高中的學生的。

但是沒有想到，已經出來讀寄宿的學生，許多對付不了文科的課程，輾轉跑到我這里尋求幫助。目前這樣的學生在我這里快要喧賓奪主了。看看他們的成績單就知道，幾門功課都不錯，A是主流。可惜就是文科課程是個C，相當刺眼。

問這些學生，都說并非英語的問題。他們上課聽得懂；閱讀雖慢一點，也跟得上；寫作沒有信心，可以找老師去改。但是，一到寫讀書報告、作文、論文，就全亂了方寸，不知道從何著手。

為什么會這么難？

第一，美國的文科，著重分析性、批判性的思想訓練。連SAT的語文部分，都叫“分析性閱讀”。中國的文科，則主要是死記硬背。雙方的差距太大。

第二，這種分析性、批判性的思想訓練，需要很長時間的浸染才會有效果，甚至要依賴童子功。文科方面的優勢，即使未必需要中國人所謂的“家學淵源”，也受父母的影響甚大。沒有相應的家庭影響的學生，劣勢就更大一些。

筆者不妨從第二點講起。

兩年前我年過五十要作首次例行腸鏡檢查，找到了一位專家，據說是當地的名醫。他見我是中國來的，就侃侃而談尼克松訪華，頗多細節分析，似乎知道的比我這位中國史教授還多。

筆者很驚奇，問他哪里獲得的這些知識。他開玩笑說讀高中的兒子作項目，讓老爸當“助研”，于是在研究過程中發現了這番天地……

這就是典型的美國式拼爹。這種拼爹，最重要就體現在一些中高產家長對孩子學業的高度卷入。這些家長教育程度非常高，許多是博士、碩士。而且在高中、大學期間受過嚴格的文科訓練。我在耶魯讀書時，就碰到立志當醫生的學生選擇歷史作為自己的本科專業。

所以，這些美國父母哪怕是工程師、醫生，輔導孩子文科項目往往也輕車熟路。

中國的學生，本來在這方面就距離很大，摸到門就不容易。他們更沒意識到，美國同學中這么拼爹的大有人在。考試大家平等。

但拿回家作的項目，特別是文科項目，能否得到高手的指點就特別重要。中國學生往往沒有相應的家教。家長或多為理工背景，或是國內文科訓練，不明白美國的文科是怎么回事，事到臨頭也幫不上忙。

可見，對付這種美式拼爹，是中國學生在美國所遇到的最大挑戰之一，難度經常超過語言關。

這種美式拼爹，在本質上是一種思想交流，而不是讓家長代做作業。那些有良好教育的美國家長，都會非常精明地為孩子的前途考慮。

一個年薪幾十萬美元的外科醫生，不會傻到放下手里的工作去代孩子做作業。他們的參與，往往是通過討論的方式，啟發孩子的思想。久而久之，孩子就養成了批判性思維的習慣。

我們夫婦就經常這樣幫助自己的女兒。當然，我們有著比較好的家庭教育資源。倆人一個是歷史專業，一個是文學專業，都是耶魯博士課程訓練出來的。家長在關鍵時刻指點幾次，孩子的進步就快一截。

為什么美式拼爹是一種有效的教育方式？我們不妨從《最蠢的一代》的作者、Emory大學的英文教授Mark Bauerlein對網絡時代年輕人的批評談起。

他稱：當今的年輕人整天在社交媒體上和同齡人互動，受到同伴壓力特別大，拒絕長者的教育。還從來沒有過一代年輕人在23歲以前象現在這樣被同伴的影響所主宰。然而，人的智力成長，是一個和長輩溝通的過程。17歲的孩子老是和17歲的泡在一起，就永遠不能成熟。

但是，Mark Bauerlein忽視了一點：雖然網絡社交媒體使許多孩子過多地受制于同伴壓力，但在教育良好的中高產階層中，家長的影響其實是越來越大。

《紐約時報》2000年報道了馬里蘭大學的一項研究：盡管過去四十年婦女走出家庭、參加工作，但母親花在孩子身上的時間不減反增，從1965年賢妻良母時代的每周10個小時增加到2000年的13個小時，只是做家務的時間少了。父親花在孩子上的時間，在同期內從3個小時猛增到7個小時。父母相加，每周給孩子的時間多了7個小時，幾乎相當于一個完整的工作日。

階層之間的差距也同樣驚人。Jonathan Guryan, Erik Hurst,和 Melissa Kearney在2008年的論文《父母教育程度和父母在孩子身上花的時間》（Parental Education and Parental Time with Children）中指出，教育水平高的父母在孩子身上花的時間明顯要多。比如，受過大學教育的母親，比起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母親來，每周花在孩子身上的時間平均要多出4.5個小時。

蓋洛普和Phi Delta Kappa幾年前的聯合民調也顯示，在被問及父母還是學校對孩子的教育更重要時，78%的美國父母認為父母更重要，只有21%認為學校更重要。

最近有研究有揭示了美國教育的另一個新趨勢：在過去，中高產階層和低收入階層的子弟之間教育分化明顯，但上流社會和中高產子弟的教育表現并無差別。

但是，如今不僅中高產和低收入階層子弟之間的教育分化加劇，上流社會子弟的學業表現明顯超出中高產階層的子弟。

研究教育問題的經濟學諾獎得主James Heckman指出，這種差距已經無法用經濟資源來解釋。畢竟在教育上該出的錢中高產都出得起。最關鍵的原因，怕是那些上流社會的父母加大了時間的投入。

可見，雖然大量的青少年在網絡社交媒體上接受了同伴們過多的影響，但從教育良好的精英家庭出身的孩子，則和父母越來越接近，往往家庭餐桌都成為了討論課的課堂。在這個意義上，長輩對孩子的影響不是小了，而是大了。這也是這些孩子的表現日益杰出的重要原因。

另外，我們從自己14歲的女兒身上觀察到，她每天被作業、運動隊訓練等等填得滿滿的，在社交媒體上往往是分享一下學校、朋友圈、或運動隊的新聞，并沒有太多時間去接受同伴的影響。

這讓我想起十年前出版的一本書《野心勃勃的青春期》。里面講到，隨著教育競爭的升級，美國那些野心勃勃的青少年越來越忙于自己的功課，比起上一代來，他們和同伴的社交少得多，走的是一條相當孤絕的奮斗之路。

我們的女兒時常也會抱怨：沒有社交時間，太少和別人打交道。但是，她從來沒有少和我們當父母的打交道。從她的同學們身上也能看出：受家長影響大的孩子，往往表現比較好。

如今，中國的孩子有條件到美國讀寄宿高中，享受美國的教育資源。在中國人看來，他們是天之驕子，留美也先人一步。

但是，高中留美，意味著和父母的疏遠，意味著更難接受關心自己成長的成年人的影響。

當美國精英階層的父母越來越多地卷入孩子的學習過程時，中國精英階層的父母則把孩子送到自己鞭長莫及的地方、使孩子丟失了家教，即在美國父母眼中最有決定意義的東西。

或者用國內流行的話說：這些孩子在跨進美國的寄宿學校時，就已經輸在了起跑線上。

當然，起跑線并非全部。我經常說：人生是一場馬拉松。馬拉松比賽，起跑時搶幾步或慢幾步有那么重要嗎？哪次馬拉松比賽是靠著起跑線決勝負？

筆者只是希望：來美國讀寄宿學校的孩子們，要知己知彼、時時意識到自己的不足之處。在美式拼爹這個問題上，中國學生吃盡了虧。彌補的方式，是多和有足夠經驗和訓練的長輩打交道。

我的使命，就是利用自己在美學習教學近二十年的經驗，擔負起這種長輩的責任、帶領著中國的孩子和美國的同學去拼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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