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數學奇才柳智宇出家探因：曾追問科學能否救世界

據《南方人物周刊》報道，高中語文老師文勇記得，他為學生們講屈子的《離騷》，“課文僅是摘錄了幾十句，柳智宇就把全部文本背下來，還模仿騷體寫下回憶過去時光的幾百句詩句，取名《九憶》。”

我仍記得他當年一心向佛時跟家里的爭執，后來他的父母拗不過他，只能隨他信了佛。他向周邊的人宣揚教義，包括我們這些室友和他的父母。

午夜10點。上完一天的課后，柳超美總算能從心底里緩口氣了。他正踏上回家的班車。

這段時間，他的內心飽受煎熬。伴隨車身的晃蕩，他的聲音發顫：“我們8月份去過龍泉寺，把他帶回來了。可他不干吶，還是要出家。”快一個月了，兒子柳智宇隱身在北京的寺廟中，手機處于關機狀態。

作為武漢華師一附中的高級物理教師，柳超美一生信奉的無非是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可眼下，“家”與“天下”就是難平。

媒體、網絡連日鋪天蓋地——北大數學系畢業生柳智宇，在成功申請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全額獎金后，……來到北京西山腳下的龍泉寺，成為一名修行居士。

“他媽媽年紀大了，承受不了又病了，這個伢不懂事呀。我太注重民主了，他好像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一樣。

“網上稱理解他的多是學生，那是一種變相的發泄。我相信全天下99%的家長都認為他很草率。”

“寺里的住持學誠地位高了，不見我們。見也不好，反正我們是談不攏的……”

從江夏區湯遜湖到武昌大東門要一個小時的顛簸。憂怨似那廂的信號，牽牽絆絆。

隔天后，柳超美的小靈通徹底不通了。

國際數學大賽在即，他還在讀《莊子》

“柳智宇與佛學的緣分原不屬最高。他與哲學的緣分才算最高。數學對他更像是順帶的事”

此刻，柳智宇高中班主任文勇較能平靜地接受柳智宇的決擇。他更擔心的反而是愛徒的身體。那個過去每天坐在柳超美的自行車后座上的弱小身板，深印在他的記憶中，“柳老師在想這個獨生子是不是太自私無情。我不這樣想。”

面對當地媒體的來訪，文勇多是回絕。一來顧念老同事柳超美的感受。再者，他早定下基調，“那孩子不會被一般世俗中人理解。他思考方式獨特，數學上更是個天才。”

網上，曾有人以華師一附中第一屆學生科學院社科部部長的名義寫過：

他(柳智宇)的智商起碼280以上，……他那篇《冪數列求和縱橫引論》提交上我們科學院審評的時候，所有人都沉默了。……論文答辯的時候，……最后有一個人顫顫巍巍站起來，用顫抖的聲音問：“你是如何想到去解這個世界性的難題呢？”

柳智宇回答：“這個構思我從幼兒園的時候就開始想了。”

張欣卻不太相信這些。他是柳智宇高中時代的同窗好友，從巴黎打來了電話：

“在高二寒假之前，柳智宇與數學組另外一個同學之間還是有明顯差距的。他的強不在于他的鋒芒畢露或者解難題能力超群，班上有比他聰明的，但沒有比他純粹執著的。”

“每次假期歸來，數學組很多人都會水平倒退，簡單題、難題會全面告急。但柳智宇厚積薄發，讓人感覺到明顯地進步。”

柳智宇的數學稟賦在初中時期便已顯露崢嶸。 2003年中考前，華師一附中便開始網羅全市初中里的理科尖子，欲成立理科實驗班。省重點初中的武珞路中學里“最優秀的學生”柳智宇自然被囊括其中。篩選出的尖子們每逢周末必來華師一附中上理科競賽啟蒙課。當時，這一群體里，因武珞路中學學生居多，從而形成了一個“圈中圈”。“于是在武漢競賽與中考圈子里，柳智宇廣為人知。”張欣說，柳智宇的初次登場，留給他以及其他同學的，永遠是一幅固定的畫面：

開學那日，有一人在花壇圍欄前旁若無人，大聲吟讀。令他身旁的家長們、入學新生們面面相覷，引以為樂。張欣與一幫同學戲謔地一把搶過那人手中的書，待一細看原是《莊子》。“后來才知道他就是柳智宇。以前我們只聞其名，不見其人。”

“柳智宇第一喜歡古典文學。”那年6月，語文教師文勇擔任了這一理科班班主任。那是學校的一次試驗，為了提高學生們的人文素養。

文勇記得，他為學生們講屈子的《離騷》，“課文僅是摘錄了幾十句，柳智宇就把全部文本背下來，還模仿騷體寫下回憶過去時光的幾百句詩句，取名《九憶》。”

課本中有篇1954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阿爾貝特·史懷哲所寫的《我的呼吁》，柳智宇對文中提倡重視生命的倫理觀發生了強烈興趣。“他專門研究了史懷哲。后又研究了一些西方哲學，比如斯賓諾莎的自然法理論；包括佛學對生命終極關懷的經典。寒假中，他寫下了四五萬字關于尊重生命、認識生命的論文。”文勇說。

無從知曉，這是否為柳智宇日后專注佛學種下了因緣。但高一結束時，文勇自編了一系列文史教材：如房龍的《人類的解放》、弗蘭克博士的《活出意義來》，以及《論語》、老莊文集等選段；無疑，“柳智宇學得最認真。”

“柳智宇與佛學的緣分原不屬最高。他與哲學的緣分才算最高。數學對他更像是順帶的事。”文勇沉思片刻說。

直至2009年，一天他開車回家途中，還接到過柳智宇打來的電話。電話中，柳智宇向他吐露近期的困惑，“主要是對一些科學問題沒有想通，文章也寫不順手。他很焦慮，沒有方向感。”他建議柳智宇，不要急于發表文章，先細致通讀西方哲學史原版原著。

2005年，柳智宇前往俄羅斯參加第31屆數學奧林匹克循環賽，奪取了中國唯一一枚金牌。

歸國后，帶隊教練向文勇抱怨，眼看第二天就要比賽了，柳智宇在頭天晚上居然還在看《莊子》。“你到底是怎樣教導他的？”

文勇說：“我怎么教他的？我教他要思考宇宙人生的大問題，數學只是小問題。”教練無可奈何：“我真是搞不懂你們。”

讓他極感欣慰的是，他平時為學生們灌輸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擔當”，在柳的身上化為一股“救世情懷”。曾有某一階段，柳智宇沉浸糾結在“科學究竟能不能拯救世界？人文精神是否可行？”等一連串自我追問中。

他的童年就生活在競賽之中

每天周而復始，從家庭到學校，再就是醫院。讀書是他獲取心靈養分的唯一途徑。這種情形下，巧遇文老師在人文精神上的啟蒙，像推開了他心靈的一扇大門，他拼命吸收戶外的新鮮空氣。

高二時，柳智宇便少來班里上課。為準備競賽，他在學校擁有一間單獨的辦公室。這段時期，張欣與他保持了定期來往。

柳智宇曾向他和班上其他同學傾訴過自己心中的郁悶。而今，張欣想來——

他的童年就生活在競賽之中。特別是他父親，曾帶出過不少物理上獲得金牌、一等獎的學生，相形之下，也就對他要求更嚴。他跟我們說，節假日他媽媽不讓他出去玩，只令他在家里讀書。在數學組時，他媽媽常幫他料理后勤。后來，學校遷到湯遜湖，她就在校外租房陪讀。因為總在學校內外出沒，我們暗地里笑她是“樓管”。

我想，他上高中之前并沒有什么朋友。他原本身體就差，特別是視力在高三時銳減得厲害。他也不愛逛街購物，所以他的生活軌跡特別單一。每天周而復始，從家庭到學校，再就是醫院。讀書是他獲取心靈養分的唯一途徑。在這種情形下，巧遇文老師在人文精神上的啟蒙，像推開了他心靈的一扇大門，他拼命吸收戶外的新鮮空氣。也正因為少被外界沾染，所以他非常善良純潔，總想幫助周圍有問題的人。

高二時，數學組由原來20多人選拔只剩下9個人。他向教練提出，讓每個人上臺講解自己擅長的題目，然后列出順序表，涉及奧林匹克競賽中的每個領域。他根本沒意識到，這一想法太單純，尖子們畢竟存在競爭關系，多少忌憚相互交流。

高中時，他讀過佛學啟蒙、《心經》之類的，但沒明顯傾向于佛學。

那時，他在儒學與道學之間徘徊。即便在數學中，他也能體悟這些哲學的韻律。他說過，把數學概念學通就是與自然相通，領悟它與自然一樣的奧秘與美。

相比老子，他更傾向莊子的學說。在他眼中，莊子是真正的無為。他甚至蒙生過激流勇退的念頭。

他疲憊時吐露，如果華師一附中從來沒有拿過國際奧林匹克數學金牌的話，他極有可能在獲得一等獎后便停滯不前。當然，他的這種想法馬上會得到教練老師們及時“糾正”。在眾人勸導下，他一步步撐到冬令營、集訓隊，再上國家隊。上集訓隊時，學校就剩他一人將競賽走到頭了。

在這個過程里，他心理上的種種矛盾、掙扎、外在孱弱的身體，讓我們看得好心痛。別看他讀的是莊子《逍遙游》，卻遠不及一般人快活逍遙。

“宇，你受的限制太多。……難道領悟真理就不是你的事情嗎？你無法表達你自己的觀點，……你這樣下去一輩子都只能跟在別人后面走，你不能與我討論就算了。”他說完就離開了教室。

我一個人在空蕩蕩的教室里呆了好久，仿佛不再有一絲站立起來的力氣。我想我的一生就真的就只能這樣度過嗎？昏昏惶惶，說出的話永遠都是對別人的重復，永遠只會做幾道別人出的題目，永遠找不到自己的歸宿。

我離開教室的時候，關上燈，眼前一片黑暗，我突然發足狂奔，跑到自己喘不過氣來，……我又沖到空無一人的操場，翻過欄桿爬上看臺，沿著臺階一口氣沖到最頂端，爬上平時不允許我們上去的高臺，在上面蹦啊跳啊。……有一句話在我的心中越來越清晰了。

天地雖大，無一可載我之物；

眾生雖廣，無一可立我之人。

文勇的電腦里保存著柳智宇高三時的舊作《遠慰風雨夕》，他在嘖嘖不住地贊嘆“那個孩子是要干大事的”。張欣則在聞知“柳智宇出家”消息后，連看了文章兩遍。張欣記起高中時，低年級的一個叫蔣方舟的女生幾次跑到數學組來找柳智宇；還有柳那本厚厚的札記上，爬滿蜘蛛體的字跡，模仿屈原的稟氣，寫下的《涉江》。

“那時候的我，不明白他的世界和他的執著。我們曾經辯論過，可是我有我的哲學體系”，正如張欣為柳寫過的：我們生命之沉浮自有時代所主，我們急切之間改變不了什么，也沒有勇氣去掙脫出去。

兩年前他就動過出家的念頭

禪學社與耕讀社是他尚佛的發端？

柳智宇因炒得沸沸揚揚，連帶社團陳年往事一并挖出，“包括柳智宇在內，耕讀社三任社長全部出家”

大一入冬時，柳智宇加入了北大的兩個社團——禪學社與耕讀社。柳超美、文勇和張欣一致認為這才是他尚佛的發端。

2006年夏，柳智宇被保送到北大數學系。第一年的大學生活，這個多思善感、極其敏銳的男生與眾多大一生相仿，迷茫、不適，是“經常失眠的上學期和在功課中苦苦掙扎的下學期”。文勇透過他的言談，隱約感到他似乎沒有遇到交流投契的同學，另外“對北大中文課感到失望”。

有幾次去參加禪學社的活動，認識了一位師姐，那時她在藝術系讀研二。不知為什么，一見到這位師姐，我內心就特別的溫暖。師姐講話的聲音很柔和，仿佛撫平內心的傷痕；而她的微笑中流露著淡定，仿佛什么都已了解，什么都能包容。

“我總想為別人做些什么，可是似乎做什么都沒有用。”我說這句話時，聲音是支吾的。“仿佛世界上沒有快樂，做什么都沒有意義，都沒有用。”師姐靜靜地聽著，只是微笑。“即使我幫助了別人，這件事做成了，我還是會找個地方一個人痛哭。”這時，幾滴淚珠已流下我的面頰。

張欣揣測，柳智宇后來淡出禪學社，與這位師姐畢業后去往西安大學教書不無關系。

恰好那年暑假，耕讀社的社長孟祥蘭與柳智宇相熟，問他愿不愿意當副社長，談起了耕讀社的理念，“知行合一”、“歷事練心”，甚動他心，他便同意了。

我覺得他將耕讀社視為一個實現他抱負的地方：一方面是他個人的抱負，一方面是他“挽救蒼生”的抱負。……他認為癥結在于人們拋棄了“中國傳統文化”，故而解決之道在于弘揚這些文化。他也付諸實施，包括每日給底層人民奉粥、給打工子弟學校的孩子們講儒家經典(不過我疑心他已經摻了很多佛學的東西在里面了)，以及耕讀社的內部討論和結集成刊。

豆瓣網上，一個自稱與柳同一寢室4年，署名ozone的人稱柳智宇“大一時漸漸開始接觸他后來言必提及的“中國傳統文化”，一開始是儒學，后來才是佛學。”

耕讀社現任社長吳慶前現在與社團骨干們商議決定，凡社團成員一律回避記者采訪。柳智宇因炒得沸沸揚揚，連帶社團陳年往事一并挖出，“包括柳智宇在內，耕讀社三任社長全部出家”、“

耕讀社原由北大02級哲學系研究生鄧文慶一手創辦，他后在福建某寺剃度出家，現是龍泉寺的顯慶法師。”

他在北大未名BBS發的帖子上，則不乏對柳智宇的敬服：……有一陣子耕讀社真的只剩他一個骨干了。……僅過了兩三年，他就凝聚了一批摯友，將耕讀社建設成許多人的精神家園。

另一名社團前社員署名“核桃酥”，也在北大未名BBS上發帖子，講述柳智宇主管社團工作時，利用私人關系，加強社團和仁愛慈善基金會的合作。開展過奉粥、助學、與新疆內高班聯誼等公益活動。

該基金會坐落在鳳凰嶺腳下，緊挨龍泉寺。基金會的成員中有一些佛教徒。

“如果說有人因此對佛教產生興趣，那也是因為基金會慈善的理念與行為打動了他和我們。”“柳智宇有佛教傾向，……他從來沒有主動向我們闡釋佛家思想，他對佛經的研習，只是個人行為，如果有同好，便會一起研讀，完全自由。”“核桃酥”寫道。同時他又覺得柳智宇“自己也沒有完全分辨清楚，他的追求是不是可以在佛家思想中得到體現；他理解的佛教，也并不完全是佛經上宣示的佛教。”

我們覺得自己缺少發心，……發心，是發自一顆真摯的心、同情的心、感恩的心、渴望成長的心、對真實而鮮活的生命的向往，是發自我們的本心，不是發自野心、諂媚討好的心、計較利益的心。

佛教中講求的“發心”在柳智宇后來的文章中一片赤誠可尋：

——大二快期末的時候，在耕讀社看了兩集《孔子傳》，……當時非常感動于孔子的人格和為天下蒼生追尋大道的胸懷。寒假回家就和父母一起看了全劇，當時就立志要作孔子這樣的人，也希望能找到像孔子這樣的老師。

—— “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這句話自五四以來就成為中國人精神的理想。從小學起，教科書里就告訴我們，要敢于懷疑權威，要有自己的思想。可是想一想，我們活到今天，有多少自己的思想呢？……我們從小學和中學接受應試教育，分數至上，很少有自由思想的空間。到了大學以后，一下子面對五彩繽紛的世界，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人生的方向，發現自己沒有取舍的標準。懷抱很遠大卻顯蒼白的理想，卻不知如何開始行動；未來似乎充滿希望，又似乎離現實非常遙遠。

——孔老師，孟老師啊(子就是老師嗎)，教教弟子吧。弟子一直在向上仰慕和希求，愿冷漠、孤獨、傷害離我們遠去，愿善良、仁慈、忠誠、智慧的光輝遍灑人間。

還有那些點點滴滴，樸拙甚至略帶迂闊的“自觀”：

以前總不知道如何與父母相處。接觸了傳統文化，我就一直想怎樣孝順父母，讓他們開心。有一次我聽說可以給父母洗腳，我寒假回到家就對父親說，我幫你洗腳吧。父親非常奇怪。我告訴他原委，他很不屑。我計劃中的第一件孝行就這樣泡湯。后來一起去買面包，父親要多買一點，我說：“不能太貪，要注意節約。”他生氣地說：“你怎么這么機械，你要學什么東西都學成這樣子，我可對你非常失望。”……最近才搞清楚，原來孝道最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能否從內心深處體諒父母的用心。

吳慶前說，我仍記得他當年一心向佛時候跟家里的爭執，后來他的父母拗不過他只能隨他信了佛。他向周邊的人宣揚教義，包括我們這些室友和他的父母。

兩年前，他就動過出家的念頭

在聽到樓宇烈近似兩年前的發問后，他一反往日，溫和又不失倔強地問道：“您怎么知道我不懂太多佛法？”

Ozone的某些說法被北大哲學系博士生導師、宗教研究所所長樓宇烈不經意地證實，“兩年前，他就動過出家的念頭。”

他清楚記得，當初正是因為柳智宇的父母知曉兒子心意后，堅決不同意，誠請耕讀社社員帶著兒子來見他。交談長達數小時，樓宇烈語重心長，“我不想干涉他的決定，但希望他能更慎重。很多人生的決定要了解全面，深思熟慮。他究竟知道佛法多少？僧團生活多少？究竟知道現在佛教現狀多少？每年有多少人出家后又還俗的？如果貿然出家，終不是好事。”

柳智宇聽完后，當即點頭稱是。

今年7月份，文勇與幾位教過柳智宇的教師，正等待著柳家的宴請，為柳智宇即將赴美留學餞行，并接受其家人的謝意。

“最后沒搞成，智宇從北京回來后，估計又與他父親爭吵了起來。臨走時，火車站距離他家非常近，柳老師都沒去送兒子。”這是文勇最后的記憶。

這個夏季，正在家為兒子高興忙活的柳超美夫婦，不意接到了柳智宇的來信。在這封信中，“他說了他的事。之后，我們就去問他。”柳超美在車上說。夫婦二人趕到龍泉寺后，柳智宇起初并不愿現身相見。

“后來還是隨他們回到武漢。因為他祖母年歲已高，十分想念他。”樓宇烈略知詳情。

在家中，柳超美當著兒子的面撥通了樓宇烈的電話。

“作父母的肯定想不通。在世俗眼中，他放棄了一條黃金大道。父母更加感到，他們白白辛苦一場，心血付諸東流。”

“我跟他父親說，你可以跟他講，如果他認為出家是種解脫很好。但是他的解脫不能建立在父母的煩惱上。如果取得父母同意，出家不是更輕松？”樓宇烈說。電話轉至柳智宇手中，在聽到樓宇烈近似兩年前的發問后，他一反往日，溫和又不失倔強地問道：“您怎么知道我不懂太多佛法？”

“大二暑假那年，他來華工大找過我。他講話更沉穩了，不愛笑，走路慢騰騰地像一名學究。老愛引用一些句子，講一些禪理。”

張欣不太了解好友在大學期間的內在變化。畢竟，4年中他倆僅真正相聚了兩次。他對文勇說，他希望柳智宇“再多走一步”，“到美國體驗一番。他會發現他過去的圈子太窄了。”他的想法契合了文勇的隱憂，“我相信那孩子。但我擔心環境與他的期望有距離，讓他心理上有落差。佛門并不清靜呀！”

樓宇烈則對柳智宇直截了當，“我說你對佛法的了解不甚高明。第一在‘孝’字上，你處理得就不符合佛教精神。第二，我不主張年紀輕輕出家。你對社會都不了解，即使你下定決心出家，想去度化眾生，你對眾生的內心有什么真正掌握？又怎么度化？你好像說有獻身精神，可是獻身何其容易？”

10月過后，柳超美想約上文勇再度上京，期冀兒子能稍許聽進老師的話。他又泄氣道，“有下落我才能來，否則又有什么用呢？”期冀混合憂心忡忡，是綿綿無盡的父愛：“柳智宇現在很難。你們非給他貼張標簽，他像動物園里動物被人圍觀一樣。他以后還要學習，還要在社會上為人處事的呀！”

“他不和普通居士待在一起。他在僧團里面準備剃度。”龍泉寺里，賢雷和尚站在一塊殘磚上，望著齋堂外人出人進。

客堂對過，一個蹲在石階上的居士則說，柳智宇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大概到別的廟去了。他也是北京某大學畢業，預期今年剃度。

倒是正殿外一湖低洼的秋水，平面如鏡，不生漣漪，好像啥事都沒發生。

明海法師

星云大師與大學生合影（大食）

我們為什么出家：對4個知識分子出家人的訪問

我們為什么出家

——對4個知識分子出家人的訪問

本刊記者 彭淑 馬維博 實習記者 王蔚然 發自石家莊趙縣

暝色中的中關村盡收眼底。

“馮先生，你多大接觸佛教？”明影法師把問題拋給了前座的美國學者馮克強。“在俄勒岡大學讀書時，我學習到了禪宗。研究中國歷史后又開始研究達摩。”馮克強扭過頭來溫和笑著。

于是，他直面我說：“你看，一個1969年到1973年間讀大學的美國人，能在大學里很輕松地讀到達摩，知道禪宗。中國大學生，包括現在的，真正了解佛教有多少？起碼在1990年以前，我是不知道佛教的。”

我們也來自北大

明影法師是河北佛學院教務長，柏林禪寺堂主。當年在北大地質系，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好學生：沒有方向感，成天沉溺于對生命的思考中。“卻有獨立思想。”他強調。

1989年，他被分配到北京海淀區政府。他的校友說他生性率直，不太適宜機關里的生活。“我上了11年的班。其實沒什么事。我平時就是打坐。只要你不跟別人爭什么，他們也不會來管你。”他輕松地說。

頗有趣的是——“上世紀90年代以后，市面上佛學書籍才多了起來，我看了蔡志忠的漫畫《六祖壇經》后，挺郁悶的。原來中國還有這么好的文化，我居然過去一無所知，還以為六祖慧能是日本人。

“從那以后，我才開始研讀經書。我過去所受的教育全是基礎教育。比如研究地質可以讓我的觀察力增強，但佛學才是真正的博大精深。”在深圳小梅沙的海邊，他研讀《維摩詰經》，“眼前的每朵浪花后面是另一朵浪花在推動。其實，波峰并不比其他浪花多偉大或最出色。大海是整體的生命。”

他方才釋然，在世俗中，一個社會中人的成就也不能更多證明什么。要知道，此前他愿望強烈：出家前，一定要用財富證實自己，不是混不下去才出家。

2001年，他在柏林禪寺正式剃度。

多年后重返校園，他依舊對北大的外在變化無所感知。但他卻對柳智宇出家傳聞有話要說：

——為什么很多人要在網上嘩然驚奇？一年幾千個北大畢業生，一兩個出家算什么？一年有幾十個出家人才是正常。

——這恰恰是中國人注重物質，精神危機的一個信號。或者說很多人根本不關心精神，也無從談什么危機。

華東師大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哈哈大笑：“北大一年十幾人、幾十人都去出家的話，北大不成了佛學院了？站在出家法師的立場上，我理解他的憂慮。”

這時，他在電話那廂想到了明影的師兄——柏林禪寺的方丈明海法師。

與柳智宇相似的是，北大時期，這位法師熱愛哲學，勤于思考——“他極其向往一個理想中的清凈家園。”

2003年，明海法師對北大校友們講解佛法時，談及自己的出家：

我在上大學的時候，一個偶然的機緣，看了一本介紹弘一大師的書，從而接觸到佛教。同時也認識了一個北大的朋友，他應該說是老師，比我高五屆，北大人口研究所的，他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他認識我師父(凈慧法師)，他到廣濟寺去，向我介紹那里非常清凈。我說那你帶我去吧，后來我們就到廣濟寺去。

那天進入寺中，他的內心安靜平和下來，似乎找到了那個理想的家園。

……我念阿彌陀佛，念一陣以后，很有感觸，身心有很大的感受，以后呢，心態有很大的轉變。晚上經常做夢，夢見和一些出家人在一起，從來沒見過的和尚，有中國的、有時候有印度的，或者晚上做夢，夢見到寺廟去，所以人的心發生很大的變化……

大學畢業后，明海被分配到北京市一所中學任教。根據當時的家庭狀況，他盤算過，“我還要工作一段時間，成個家，給父母生一個兒子之類的。”“弘一大師是39歲出家，我想我要是40歲的話，應該差不多”。而且校內環境安靜，教學任務并不妨礙他上完課后，學習與打坐。

“1992年，他24歲那年剃度出家。出家前，他跟隨師父凈慧法師到柏林禪寺打佛七(一心念佛，不許講話)。”李向平當年去過正待重建的柏林禪寺。

那里，除了從元朝矗立、業已衰敗的趙州禪師舍利塔，徒剩幾間破破爛爛的磚瓦房，聊作佛堂、餐廳、宿舍。

“門外一個大垃圾坑，冬天一刮風，滿院盡是風沙。非常荒涼。”

“他從那里回來后便與父母商量，他要出家當和尚。雖說他在家里還有一個弟弟，可從任何一個角度，他父母都不會同意他的決定。這樣，他又等了一年，等到禪寺大殿落成后，他覺得不能等了，瞞著家人先出了家。”

釋迦牟尼佛出家也沒有跟父母商量，而且我們的那個師爺，虛云老和尚出家也是一樣的，所以我給自己找的理由就是這樣的，……父母又找到我，我的心是不動的。后來他們也慢慢被我轉化了。現在也都成了佛教徒。

他最終對李向平詮釋：出家，就是回歸自己心靈的家園。

出家，各有各的因緣

“寺里‘明’字派的法師，后面那個字都有講究。明海師，海納百川；明影，外界的一切都是內心的投影；輪到我，辛苦死了，要學玄奘啊。”明奘法師喜眉笑眼。

“來來來，她們是我的粉絲團。”他招呼著房里的幾位年輕女尼，她們身后又站著幾個大學生。“她們都是大學生出家。我還上網瞧過那個柳智宇，專門打電話到龍泉寺問過，他還在寺里面。他不是僧相，也沒僧氣，他太有棱角。你看看星云大師，他也受全球矚目，但是他身上有僧氣。僧人哪怕再有個性，棱角也要深藏其中。”明奘法師指指《南方人物周刊》的專欄。

“我們害苦了柳智宇。他出不出家原屬個人行為。出了，后來發現不行了，還能回到過去的圈子里。現在完了，三十六計中‘上樓抽梯’——上了個半截子，梯子抽走了。他要上上不去，要下下不來。別擴大他，好么？這個社會需要精英分子出家，這是精神世界的需要。”這時，他才正色道。

據傳，他離開柏林禪寺，在北京懷柔的朝陽寺任方丈，放任旗下的一群弟子不用做早課。在漢傳佛教講經大會上，別人的嚴謹分析打耳邊穿過，他則用他的“電子小玩意”偷看當紅的網絡小說《陽神》。

有人在網上批他“有拂佛理”，但佛門清規戒律似乎約束不了他，但他的弟子們說他用大白話講解《金剛經》明快了然，招人喜歡。

問他為什么出家。他居然回答：比較怪，就是想過一種比較古老的日子——

我家人都不信佛。我高考成績在全班63個學生中排名第一，就我一人考上了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

結果我沒讀幾天，便寫了退學申請。現在如果把它搜出來，就是一篇反對中國教育體制的檄文。

遞交退學申請時，我找系主任談，找學生處談，他們全來勸我。逼得我直接跟黨委書記說，咱倆不如換個位置。我要是您，勸人都會比您說得有水平。

這句話把他氣得夠嗆，他是從越南前線回來的老軍人。如今想想，我那會兒就是一個狂妄的憤青。可我就是在那個教育體系里面，找不到我想要的東西，我不想浪費我的生命。

當年的教育體制，想想都可怕。在我高中歷史課本里，老子、佛陀從沒出現過。等上大學，參加完軍訓后，我讀到了一本《壇經》。讀完以后，我就說我是個和尚。

退學后，我在北京一家研究所里，做內刊當編輯。精神上、言論上自由許多。單位里全是一群哥們，平常就在一起下下棋，打打麻將。

好多人勸我先做居士。我不做，要做就做和尚。那時候，我一人老往廟里跑，坐在那里面安安靜靜體驗。這是屬于我的修行方式，到了柏林禪寺我也這樣。

1995年五一放假。我和北大禪學社幾個朋友，三五成群到了柏林禪寺。禪寺在建觀音殿，我幫著干活。

在那里，我第一次瞧見了老和尚(凈慧法師)，遠遠觀察他走路的樣子。我直覺告訴我，他就是我的師父了。我上前跟他直說，我要跟你出家。他也干脆明了，說好。這就行了。

我懷揣一千元、十本書、一套衣服去的柏林禪寺，走前根本沒料到會出家。我提出要回趟北京，把家里的書拿走。老和尚吩咐，算了，別回去了，自有人要用，自有人要看。

我寺院里也是這樣。那年7月10日我做行者，7月20日寺院搞佛學夏令營活動，派我專門照顧那些講課的禪師。我給他們端茶倒水。其他行者、沙彌、僧人逮個機會就在齋堂里向他們請教。我整天守著他們，從來不問問題。當時佛教協會的妙法法師很奇怪，問我你怎么沒有問題。我說我真沒有問題。他說，那你來干嘛？我說，我來出家。

他說，你肯定能做個和尚，因為你沒問題。

真正的信仰方法是

一種對生命的關懷

本刊記者 彭淑 馬維博 實習記者 王蔚然

20年前，華東師大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就想進行“信仰在中國”的研究，題目是《我為什么出家》，“1949年以后，知識分子剃度出家的現象多發生在了上世紀90年代。”

他曾向年輕僧侶們發出過邀請函，“希望他們寫一段，或者我過去跟他們談一段，但是效果不是很好，很多人不太愿意談。”

他說：“人們往往對于‘出家’有一種隔膜認識，認為出家人全是萬念俱灰，生活事業不順，家庭情感受到重挫。這樣一種傳統的思維方式延續至今，所以就會出現有一些人對北大、清華高才生，或各種成功人士出家感到不理解，拿職場或官場價值觀看待衡量他們。這與人們對信仰和佛教的理解方法有關系。”

人物周刊：很多人在選擇信佛或初信時，常會圍繞一個問題，“佛教能不能改變我的現實命運？”

李向平：想通過信仰改變個人命運，這在其他宗教里都存在。這是很現實的層面，也是較為傳統的一種信仰方法。有些人想通過信仰來解決他的考慮，也許一輩子也解決不了。但有些人可能在信仰過程中，對生命逐步有一些清醒的認識。我覺得這不是改變命運，而是使生命充實。

我認為，真正的信仰方法是一種對生命的關懷。

人物周刊：個人信仰與社會進步之間到底存在什么樣的關系？

李向平：按照理論上的說法，道德和宗教是相關的，宗教或者是一個信仰，它能給人提供一種價值規范。一個人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信仰。不僅僅是每個人有信仰了，就會對社會有好處。每一個有信仰的人還要基于信仰的準則進行社會交往。

人物周刊：歷代都有出家的社會精英分子。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出家，與歷史上哪個時期最有可比性？

李向平：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有一種“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思想觀念。這樣我們就對出家、對選擇一種信仰的修行方式有了理解。

這種狀態什么時候出來較多？唐朝以后的時代更迭、社會變遷大起大落的時候出現較多。

不同之處在于，傳統的知識分子或者文化精英選擇佛教信仰，是在“兼濟天下和獨善其身”這一互補理念下，在一種急流勇退的情況下選擇的。當代中國知識精英選擇佛教，有時候，在很多人看來也是一種互補：現實有很多問題使他焦慮，或者他的生命關懷找不到，他在佛教信仰里面尋找。但還有一些精英走入佛門，他是把佛教信仰作為他的事業，他覺得他能夠弘揚佛教，能夠使更多的人像他一樣獲得生命的關懷。

人物周刊：也有佛教人士認為知識分子出家是社會精神危機的表現？

李向平：出家不等于是信仰，出家是選擇一種信仰方式，要把它界定清楚。現在老百姓不缺信仰，信仰是很寬泛的。到廟里、進教堂里，求官、求學也是一種信仰，找風水算命看相，他也可以直接找到安慰自己的方式。

問題是有沒有大多數人、一群人都認同堅信的一種信仰？這個才能解決中國真正的信仰問題。

所以我說過。中國人缺的是相互關懷的、彼此認同的、精神關懷的信仰。不是缺有求必應的、臨時抱佛腳的信仰。

現在很重要的是人與人之間，貧與富之間，平民與官員之間，能否相互認同接納，這是一個最大的信仰危機。這與30年前甚至是20年前講信仰危機是不一樣的，這是一個社會的信仰危機，不是個人的信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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