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人民日報》報道，與去年相比，今年高考報名人數直線下降65萬，平均錄取率將提高近7個百分點。對于高考考生來說，今年的錄取之路似乎比往年更寬闊；而對于教育主管部門和高校來說，如何應對這個數字背后帶來的變化，也許才是當前應該認真思索的。

主持人：任姍姍（本報編輯）

觀察家：袁新文（本報記者）

熊丙奇（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

一年驟減65萬考生

每種原因都值得研究

任姍姍：據教育部公布的數據，今年全國高考報名人數為957萬，比2009年的考生數減少65萬。作為繼去年之后的第二年人數下降，今年的957萬，是自2007年全國高考人數突破千萬大關之后，首次跌破千萬。

教育部考試中心主任戴家干曾透露，從已公布報考人數的27個省（區、市）來看，除四川、甘肅、西藏三省區的考生數量高于2009年之外，其余省份均呈下降趨勢。

很多人困惑：高考人數驟減，這背后究竟隱藏著什么原因？

袁新文：高考報名人數減少，最主要原因是我國按毛入學率計算的適齡入學人口數量在逐年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年報，2008年、2009年和2010年，應屆高中畢業生人數分別為849萬、834萬、803萬，適齡升學人口的不斷下降已成趨勢。

義務教育階段之后的學生分流則是另一原因。我國中職招生規模近3年突破800萬，這意味著初中階段之后，有近40%的學生進入中職，而在3年之后，這些人參加高考的比例則遠遠低于普通高中。較早的學生分流，也影響到了高考報名人數。

同時，在一些欠發達地區還出現了一種不容忽視的現象，就是初中生輟學去打工。與過去相比，這個比例正在增多。當前高校就業形勢嚴峻，直接影響到一些家庭的選擇。比如在四川、重慶、云南等部分地區甚至出現“新讀書無用論”。

此外，在另一些大中城市有些學校出現了留學“空巢班”。保守估計，有的重點學校高三畢業班的出國率已經超過10%，并且還有增加的趨勢。

熊丙奇：另一類原因也不容忽視，那就是日益龐大的棄考群體。

去年教育部公布，834萬應屆高中畢業生有84萬棄考，一時引發熱議。今年，教育部并未發布棄考生的數量，不過可以進行推算。今年考生數少了65萬，而應屆畢業生數，今年的803萬比去年834萬減少31萬，兩者相差34萬。這34萬意味著什么？我認為有兩種解釋，一是棄考人數增加，二是復讀生人數減少。

任姍姍：如二位所說，多種因素共同促成了高考報名人數的下降，而似乎每一種原因的背后，又都負載著社會心理、體制機制等很多深層次的問題，值得深思。比如，“棄考”現象、“空巢”現象等。

熊丙奇：去年84萬人棄考，有人認為這很正常，反映了人才模式的多元化，學生成才有了更多元的選擇。不過，如果分析棄考群體的構成，可能會有一些更深刻的反思。

在北京、上海等發達城市，有些家庭放棄國內高考，轉而追捧境外高考，這不得不讓人反思我國高等教育的國際競爭力。顯然，我們與國外一流大學的差距不是在縮小，相反是在拉大。

輟學打工人群的增加，被很多人歸為“新讀書無用論”的抬頭。這從另一方面也說明，現階段普通家庭對教育的投入和回報并未構成相對合理的互動。

袁新文：高考報名人數下降備受關注的同時，也有些局部因素或次要原因被人為放大。比如，還有人認為，治理公辦學校復讀班和“新課改”的實施，直接導致了復讀生的減少，進而削減了高考報名人數。

實際上，復讀生在高考總人數的比例并不很大。隨著這些年高考錄取率的提高，復讀生并未有明顯的增加。此外，“新課改”不足以阻止考生復讀的意愿，拿出一年的時間強化“新課改”教材并非難事，畢竟“新課改”與過去的教學體系和內容是有很大關聯的。所以，這些都不是決定性的因素。

不能再走規模擴張老路

是危機，也是變革轉機

任姍姍：高考人數下降，更多人表現出對未來高等教育的憂慮。比如，根據山東省教育廳的預測，到2013年，山東考生總量將由2008年的80萬下降到40萬左右。山東2009年的招生計劃是52萬人，即便是招生計劃不增長，過兩年也可能面臨無生可招的窘境。同時，北京2010年高考報名人數是8萬，比去年下降了20%。這只是危言聳聽，還是真的面臨生源危機？

熊丙奇：不妨來測算一下，根據人口統計數據，到2020年，我國18—22歲年齡段的人口總數為8920萬，比目前的12438萬將減少3518萬。按照《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要達到40%，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數比2009年翻一番。而根據我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08年我國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數已達到2907萬。以此推算，從2009年到2020年12年間，我國高等教育預計增加規模611萬，也就是每年增加50萬。做到這一點，只需近幾年招生規模增加50萬，之后持續保持這一招生規模即可。可以預見，未來10年，很多學校將不再擴招，甚至減招，有一些高校可能面臨破產困境。從某種意義上說，生源危機的提法，應該是成立的。

袁新文：生源危機最先沖擊的將是高職、獨立學院和一部分地方本科院校。目前，一些高職院校的招生計劃完成率大概在80%—90%左右，報到率有些不及70%。現在的獨立學院年招收規模大于5000人的，在未來10年，維持這樣的規模將非常不易，一些規模小的學校生源可能嚴重不足。而這，將會引發高校之間的重新“洗牌”。

所以我們的高校不能一味依靠規模擴張來發展，而需要通過注重和提高教育質量，走內涵發展的道路。比如說，應該引入學生淘汰機制，即引入“貨真價實”的學分制。這是提高教育質量的必然選擇。同時，還要有靈活的管理機制，將選擇專業的自主權還給學生。這才是未來高校的出路。

任姍姍：生源下降，高教結構必然要進行調整。這對社會資本來說意味著什么？

袁新文：高教結構調整對于社會資本的介入，也是機會。部分高職、獨立學院，由于背負債務，對資本的需求更加迫切，這就為社會資本介入提供了契機。而社會資本進入高校，對一些高校來說是一種新的發展機遇，將使這些高校辦學更嚴格，管理更規范。

任姍姍：看來，高考生源的下降，對于高等教育而言，既是一種危機，也可能成為一種變革的轉機。也許，由危轉機，將成為我國高等教育日益成熟的“拐點”。

熊丙奇：是的，我期望生源人數的下降，能夠成為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契機。比如，通過它，促進高校生源多元化，成為最現實的推動高考公平的路徑。再比如，建立自由轉學的制度，允許學生在不同高校之間自由轉學。同時，賦予高校充分的辦學自主權。

現在，是到了著手做這些改革的時刻了。（袁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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