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政府實行向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大量派遣出國留學人員的政策，為后來的出國留學管理事務奠定了基礎，為留學活動的發展積累了經驗。在60年代初期，中國開始嘗試性地制定了向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派遣出國留學人員的政策。雖然到70年代初時，中國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派遣出國留學人員的規模有所擴大，但派遣數量仍十分有限。

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制定并實施了新的、更大規模的派遣出國留學人員的政策，為中國當代留學活動注入了新的元素。公派出國留學派遣政策除了繼承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定向”、“大量”和“集中”三個主要特點之外，在留學目的國的選擇和導向上主要是面向科技發達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這是中國新的歷史時期內出國留學政策的核心特征。雖然改革開放初期的出國留學人員政策還明顯帶有試探與摸索的性質，還需要在出國留學活動實踐中積累和形成新的經驗并不斷進行必要的調整，但在國家領導人的關注和指導下，在相關職能部門的組織下，并經過廣大留學人員自身的留學實踐，中國逐步克服了留學活動中遇到的各種政策性障礙，最終開啟了大量公費派遣出國留學人員和開放自費留學政策的新局面，并且為以后政策的調整、成熟與發展積累了經驗、奠定了基礎。我國出國留學活動的空間和規模變得越發寬泛和常態，并逐漸成為人類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相互借鑒、不斷融合的重要載體和通道。

出國留學的進程表明，出國留學政策是改革開放總政策的重要內容和組成部分，出國留學實踐是對留學政策的檢驗和調整的唯一依據。經過長期的觀察，即通過對出國留學數據、留學活動規律、留學政策演變的研究，并通過對留學事件中整體與個案的考察，以及對中國政府管理留學事務變革與現狀的分析，基本可以確定中國的出國留學活動大致從本世紀以來已經進入了一個“繁榮發展期”。“出國留學活動進入繁榮發展期”的主要標志有以下四個基本方面，即“四個態”：其一，國家級政策性文本文件的發布，呈現少而穩定的狀態，即不再頻繁發布文件，不再有限制性政策。其二，2000年以后出國留學與留學回國人員的數量呈現中度穩步增長的勢態。其三，國內公眾對出國留學基本上呈現為一種比較理性和理智的心態。其四，在外留學人員的學習、生活、就職以及參與社會活動也都表現出比較穩定、有序與和諧的形態。

大致在2007年前后，有人提出了中國已經進入“留學大眾化”階段的說法。但只要稍微留意就會發現，那些提出和響應這一意見者，基本固定在留學培訓或留學中介機構的經營者群體，其核心目的顯然是為了這一行業的利潤增長甚至某一中介企業的自身利益。對此，教育部“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秘書處”楊新育副秘書長曾提出質疑，認為是否選擇出國留學需要因人而異，且實際留學成行的人數遠未達到“大眾化”那樣大的變化與程度。

就目前我國出國留學活動的基本狀況和未來趨勢而言，“留學大眾化”的提法為時過早，或者說這樣的提法還缺乏嚴謹的基礎性研究、廣泛的國際性比較和應有的數據支持。在一個有十幾億人口基數的國度里，相比每年千余萬的高考報名者或數百萬被錄取的大學生群體，區區十幾萬或二十幾萬留學人員的流量，就被冠之為“大眾化”的提法，是無論如何也站不住腳的。不過，如果說“留學大眾化”的說法還具有一定意義的話，那也不應該是提出者原來概念上的“留學人員流動的大眾化”，而是中國留學政策的大眾化、留學制度的大眾化、留學申請人志愿選擇上的大眾化，即留學權利的大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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