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6月23日，鄧小平同志在聽取清華大學主要領導匯報工作時，發表了關于擴大派遣出國留學人員的重要講話。

1978年至今，中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已超過120萬人次。活躍在世界各地的中國留學生成為全球一道亮麗的風景，留學歸國人員在各條戰線上發揮著骨干作用，留學教育成為中國高層次人才培養的一條重要途徑。

新中國成立59年及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出國留學活動走過了輝煌并坎坷的歷程，出國留學政策日臻完善，并始終與社會的進步、公民的意愿、經濟的發展和政治的成熟緊密關聯。

出國留學政策日臻完善

2008年是改革開放后中國政府實行“擴大派遣留學人員政策”30周年。

近段時間，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研究機構及政府機關策劃并舉辦了一系列學術研討會和座談會，對留學政策、留學現象、留學活動、留學文化進行研究，對鄧小平同志30年前擴大派遣留學生的講話予以紀念。

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中國政府實行向蘇聯大量派遣留學人員的政策，為出國留學的管理與活動奠定了基礎、積累了經驗。20世紀60年代初期，中國開始向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派遣出國留學人員。

20世紀70年代初，中國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派遣出國留學人員的規模有所擴大。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了新的、更大規模派遣出國留學人員的政策。雖然改革開放初期的出國留學人員政策還明顯帶有試探與摸索的性質，但已逐步克服了留學活動中遇到的各種政策性障礙，開創了大量派遣出國留學人員的新局面。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政府采取了不斷擴大派遣公費留學人員和不斷放寬自費留學限制的政策。從國家到地方，從高等院校到科研院所，已逐步建立起一整套與國家、社會和個人發展相適應的出國留學政策運行機制。國家公派、單位公派、自籌經費三條留學渠道優勢互補，出國留學與留學回國兩組政策體系相得益彰。出國留學的進程表明，出國留學政策是改革開放的重要內容和組成部分，出國留學實踐是對留學政策的體現與檢驗。

留學活動進入繁榮發展期

通過對出國留學數據、留學活動規律、留學政策演變的研究，通過對留學事件中整體與個案的觀察，以及對中國政府管理留學事務變革與現狀的分析，我們基本可以得出“中國的出國留學活動自本世紀以來已經進入了一個繁榮發展期”這樣一個結論。

當前約有數以百萬計的中國青年希望或準備留學，每年約有十幾萬人實際成行出國留學，說明出國留學已經成為中國青年重要的學業選擇和生涯之旅。中國當代的出國留學活動經歷了從少數人留學、“特權”留學到盲目留學，再到理智留學的變化；中國的出國留學政策經歷了從絕密、秘密、保密到現在公開、公正、公平的演變，這些都是國家發展與社會進步的成果，是中國留學活動逐漸走向成熟的體現，表明中國的留學活動從本世紀以來已經進入了一個“繁榮發展期”。

筆者認為，作為“出國留學活動進入繁榮發展期”的主要特點和重要標志，大致有以下四個方面：國家政策性文件的發布呈現少而穩定的狀態，即不再頻繁發布文件，不再有限制性政策；2000年以后出國留學與留學回國人員的數量呈現中度穩步增長的態勢；國內留學預備人員呈現出一種比較理性和理智的心態；在外留學人員的學習、生活、就職以及參與社會活動表現出穩定和諧的態勢。

“留學大眾化”說法值得商榷

2007年前后，社會上有人提出了“留學大眾化”的說法，提出和響應的人士基本固定在留學培訓和留學中介機構的經營者群體。對此，國家留學基金委副秘書長楊新育曾提出質疑，認為是否選擇出國留學要因人而異，且實際留學成行的人數遠未達到“大眾化”。筆者比較認同楊新育女士的意見，即就目前的狀況和趨勢而言，“留學大眾化”的提法為時過早，或者說這樣的提法還缺乏基本的研究依據和應有的數量支持。

這里暫且不去討論“留學大眾化”提出者的真實意圖，估計所借用的是美國教育社會學家馬丁·特羅博士關于“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階段論”中的概念。即便是參照和對比中國高等教育和留學教育兩者之間的人員參與數量，即我們只要稍微注意一下中國每年參加高考的上千萬人和留學成行的十幾萬人，就可以發現“留學大眾化”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當然，如果說“留學大眾化”的說法還有一定意義的話，那也應該是留學政策的大眾化、留學制度的大眾化和留學志愿選擇的大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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