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6月23日，鄧小平作出擴大增派出國留學人員的指示，中國留學史掀開了新的一頁。鄧小平當時談到派遣留學生問題時堅定地指出：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伴隨著改革開放的30年里，121萬中國學子負笈求學，遍布100多個國家，歸國人員約32萬人。

這場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留學潮”，為中國發展提供著重要的智力支持，推動著中國經濟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與全球經濟全面交融。30年來出國留學規模擴大了168倍，從公派留學、精英留學逐漸過渡到了全民留學、自主留學，自費出國已占90%以上。全民留學、自主留學催生了規模龐大的“留學經濟”，市場經濟是其主流，然而喜中有憂。

“留學經濟”主體部分是兩塊：留學培訓和留學中介服務。濫觴于留學培訓的“新東方”學校，多年來之所以這么火，背后就有著強有力的利益機制在驅動；作為新東方教育集團董事長的俞敏洪，成了“世界上最有錢的教師”。很多大學都辦起了出國留學培訓的服務機構。與正規的出國留學培訓不同，一些非法機構創辦了“克來登大學”。早期的留學中介由于無人監管，中介市場比較混亂，一些無良中介甚至邀請國外的“野雞學校”來國內開講座、招生，提供各種造假“服務”，不少家長上當受騙，致使不少學生進入“野雞學校”就讀，證書、文憑倒不難獲得，但這些“文憑工廠”生產的文憑往往不會被社會所承認。

自費出國留學刺激了留學中介的發展，留學中介的膨脹又促進了更多的自費學生出國留學。如今我國經過教育主管部門批準的留學中介機構有近400個，最近幾年的自費出國留學生中，60%以上的留學生通過留學中介辦理出國。在早期，由于信息不對稱，許多中介機構都獲得超出預期的利益回報；如今由于信息爆炸，留學中介服務價格開始下滑，暴利逐漸變為微利。有的已開始打出“零中介”、“免費服務”的旗號，但在服務后期會階段性收費，或作為國外高校的代理拿國外傭金。天下其實是沒有免費的午餐的。

教育部從2003年開始，設立了教育涉外監管處，在網上公布境外有合法資質的院校名單，發布留學預警信息。迄今已在網上分三期公布了33個國家超過1。5萬所院校名單；也向公眾發布留學預警信息，涉及15個國家。政府的監管，很大程度上凈化了自費出國留學服務的市場環境，促進了合法留學中介的健康發展，保障了自費留學生的合法權益——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的職能部門做了自己該做的事。盡管如此，網絡和黑中介依然會對合法留學中介機構的發展造成沖擊，這是需要當心的。

要想解決各種留學問題，需要“一攬子計劃”，首先就得有一部《留學促進法》，以進一步規范各種留學行動和相關服務行為，從而促進整個國家留學事業的健康化發展，更好地為進一步改革開放“輸血”。我國各種部門先后出臺了400多份法規文件，比如《自費出國留學中介服務管理規定》、《高等學校接受外國留學生管理規定》、《鼓勵海外留學人員以多種形式為國服務的若干意見》等等；還有許多具體事務性的文件，比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中國留學生在留學期間如何在人民法院進行離婚訴訟問題的函》、《外國留學生辦理海關手續須知》等等；可是，尚缺一部完善的、統帥性的留學法律。出國留學是接觸全球、融入世界的必由之路，而國家法律則是規范留學服務、促進留學發展的必須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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