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制度恢復30年以來，外界對它一直褒貶并存，尤其是第三個十年更是漏洞漸多、改革不斷。在浮現出的眾多弊端中，一試定終身最為人們所詬病。

記者連日來走訪發現，在經濟環境相對寬松的廣州，家長花巨資送孩子出國留學以逃避高考壓力這一極端行為竟然漸成常態！而這樣做的理由就是懼怕高考制度的“一試定終身”。

家長建議取消一考定終身

“孩子聰明，但不是讀書的料，現行高考會打擊孩子一生的自信心。”

廖大姐的女兒思思從高一起就被送往新西蘭留學，在國外參加高考，讀大學，目前已經準備進入英國大學學習金融學碩士生課程。像思思這樣的情況并非個案，廖大姐所在的省屬科研系統里，近10年中的100多名在學子弟中，有20多人在中學階段就留學國外。理由幾乎一樣：怕孩子在一試定終身的國內高考中失利，選擇了最費錢的逃避高考的方法。

為什么要從高中開始就送孩子出國留學？廖大姐的回答很干脆：“怕孩子面對可怕的高考，更怕她辛苦了還考不上重點大學。”在熟人眼中，廖大姐的女兒思思是個聰明的孩子，只有廖大姐清楚，思思并不是會讀書的孩子，偏偏她很要強。記得從農林下路小學電腦派位進入原沙東中學讀初中時，思思情緒就很低落，擔心自己就是在班里前幾名也考不上重點大學。于是，中考結束后，廖大姐托人交了贊助費，將思思送進了華師附中。但隨即她就發現，思思成績跟不上，自信心更受打擊，變得郁郁寡歡。廖大姐擔心孩子從此就毀了，認為避開高考才是挽救孩子的唯一辦法。

2002年，廖大姐與丈夫一咬牙，將思思送到了新西蘭重讀高一。思思留學后以學英語為主，其它的基礎課程都相當簡單，尤其是數學，只是廣州的初中水平而已。她重拾信心，甚至主動要求跳過高二直接讀高三。高三畢業后，思思自己找到大學，順利完成學業。

廖大姐表示，如果國內高考不是“一試定終身”，不是只有60～70%的公立大學本科錄取率，她也不會狠心送走孩子。事實上，孩子留學5年的花費已經超過100萬元，這還是節省著花的：思思每次回國，別的不帶幾大箱方便面是必帶的；在國外連公交車都坐不起，全靠走路；也不敢在外面吃飯，外出時喝杯飲料（合30元人民幣一杯）都算是奢侈的了。“孩子在外吃苦，家長在國內也過得緊巴巴。”

送孩子出國避中國高考的家長們強烈建議，取消一考定終身，高考要全面考核孩子的素質，而不是只考讀書。

國外考試制度三點可借鑒

“要考就考我喜歡的！”

家長說的，孩子認同嗎？思思告訴記者，出國留學的確幫她成功逃過了高考這道人生最大的坎兒。國外的考試入學制度，起碼有三點值得中國高考制度改革借鑒。

首先是高考一試與平時成績合成為總成績，作為升學成績。思思說，國外也有高中畢業后的高考考試，不過升學成績并不集中在這一試，各課程都是高考考試占80%，平時成績占20%。平時上課，教師便會說明哪篇論文、哪次考試是計入平時成績的。這樣，成績壓力就從一試分成了十多試。

其次，思思最欣賞的是外國的高考科目不是千篇一律的“規定動作”，學科很廣，深度屬于入門和稍淺。國內高考最多分個文理科，或“3+X”，總脫不了數學、物理、英語、生物、化學、地理、歷史、政治這些課程。事實上，很多科目考試出題偏、深，需要考生死讀猛K，但對于以后的人生卻一點作用都沒有。而國外高考則將科目設置很廣，經濟、統計、微積分、設計，甚至中文，都可以學，高中就可選修，高考時自選考試科目。這樣一來，學生的學習自由度大，而且學到了自己想學的課程，終身受用。國外的中學讓學生平時就多嘗試各種科目，預先找到了自己的學習方向，也不會與社會需求脫節。“要考就考我喜歡的！”這是思思最高興的。

第三，就是大學入學制度。國外高考不是大學統一招生，而是充分給予學生和學校選擇權。思思高考后，拿著自己的高考成績和平時成績合成的學校總成績，加上雅思考試成績，將學校推薦和自薦信投到自己心儀的英國布里斯托大學，然后就錄取了。這樣的入學方式，學生沒有與別人競爭而考不上的壓力，只有合不合格的顧慮，爽呀。

人事專家：六成大學生專業不對口

“高考改革應該是向公平選拔專業人才而非讀書人才方向發展。”

侯先生是一家省直屬單位的人事部門負責人，多年的大學畢業生招錄工作，使得他對于中國高考制度存在很多質疑，他提出高考改革應該是“向公平選拔專業人才而非讀書人才方向發展”。

侯先生認為，高考是為了升學，而大學階段應該是獲得專業知識，應用于畢業后的工作需要。但就他10年的人事管理經驗來看，經他招入的大學畢業生近六成大學專業與工作職位不對口。這里當然有高校專業設置不合理、部分人走關系就業而使專業對口變得次要等原因，不過最大的原因還是在高考前和高考時的科目設置不合理。

因為目前的這些全部都是基礎理論科目，為了應付高考，考生們一直沒有機會接觸到實質性的專業課程，這種的情況下，會讀書、會死讀基礎書的考生就能 通過高考，得到繼續學習的機會。但是，在完全未接觸過實際專業的情況下，讓學生在入校前確定大學專業，而且在4年里學成，畢業后應用，這樣的切合率很低。很多人上了不喜歡或者不適合自己的專業，那就是“混文憑”。這樣一來，各單位的人事招聘工作就相當盲目，因為你不知道這個專業是不是畢業生認真學習過的。

侯先生建議，中學的科目設置應適當細分專業課，將目前大學適應專業、找主攻方向的階段放到中學，順延的設置就是改革高考科目，由專業課、基礎課構成。

這樣，靠死讀書來獲得基礎的數學、英語、語文等就可在中學階段完成學習和考核，而高考則真正成為公平選拔專業人才、進一步進大學深造的考試，這也能消除大學專業不是自愿進修的盲目，避免了大學生畢業后出現的目前大規模專業不對口的人事任用問題。

編后語

這是時報《高考30年》大型策劃報道的最后一組了，讀者的熱烈反應給了我們極大滿足感的同時，也使我們對它終究要結束有點依依不舍。

此前，我們從歷史的長河中擷取了一小滴，來審視高考的恢復對中國社會以及對我們個人的巨大影響，可以說，我們給了它一個很高的評價，因為我們覺得它當得起這樣的評價；而今天我們則將目光投向了未來：高考在改變著國家和個人命運的同時，也越來越被它自身的一些痼疾所困擾，對這個中國社會普遍認為的唯一一種相對公平的、全國性的人才產出機制，有人甚至提出了“廢除高考”這樣的極端建議，但我們覺得更需要的是像今天專家們所展示的、建設性的思考，在這個幾乎影響到全中國每個家庭的、令人愛恨交加的制度——高考未來的發展方向上，我們必須找著北，我們一定能找著北。

也許，這需要我們每個人都來貢獻自己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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