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大學水平還不是世界頂級，但自由、多元和開放在內地學生和家長眼中，可能和世界是“零距離”。香港的大學造就了香港社會，香港社會造就了香港的大學。香港社會的現代性和香港的大學現代性互為因果。
近年香港的大學在內地招生，一年比一年受歡迎。香港的大學距世界頂級大學的水平還有不少距離，可以吸引內地學生來，除少數人因獎學金，一個主因是香港的大學一如香港的社會，自由、多元和開放，按世界標準辦事。現在內地學生來香港讀大學，是身在國內、知識和信息在國外，將來可以出洋或海歸。
民間和建制的學術界、文化界、藝術界、思想界和科學界精英，是工商界的利益的源頭，但民間和建制的精英的功能、地位和命運差天共地。
建制的精英在組織里按部就班，循規蹈矩，做的多數是聽指令、按計劃的重復性工作。民間的精英本性獨行獨斷、大破大立，不按既有牌理出牌，自覺或不自覺開拓了人文空間和價值，探索和創造新的可能。他們拓荒開墾后，工商界耕種和收成；工商界耕種和收成后，金融信息界再耕種和收成。 大學和社會互為因果
反向思維的不羈人才，絕大部分其實是自討苦吃，辛苦和歷險有份，收割和享用無份。他們以生命作投資，不知回報在哪里，但他們改不了“反向思維”的本性本能。這似是他們的宿命，是宿命的選擇。他們一會兒被視為顛覆者、破壞王，一會兒被視為大救星、創造者。
大學在西方的出現，是這些不安于現狀、不為實時利益所羈旅的人，“臭味相投”，互相砥礪，慢慢形成建制，維持顛覆和建設、大破和大立、大分和大合之間的秩序，建構社會多元主體之間的動態平衡關系。這些矛盾之間和各方利益之間的秩序和關系，本身就是一種人文價值。世界級大學，必屢經客觀形勢的大轉捩，駕馭世界級的挑戰和磨練，成就世界級的學術業績和人文價值。
香港的大學水平還不是世界頂級，但自由、多元和開放在內地學生和家長眼中，可能和世界是“零距離”。香港的大學造就了香港社會，香港社會造就了香港的大學。香港社會的現代性和香港的大學現代性互為因果。
中國看西方，百多年來都認為西方是物質的，器用的，比不上中國文化的精神和道德。英人治港，不論出于什么動機，客觀上是在中國植入最長久、最完整的多元開放自由體制。建基于十九世紀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重商親商和法治體制，保障個人和私產，由獨立個體正正反反共生同處，有序互動，上下對流和轉化。近來它被稱為“中環價值”。
內地和香港的中國人，一直只以“唯利是圖”看英人治港的“中環價值”和體制遺產。“中環價值”等于是以實利求生核心，以利益凌駕一切，形成排他的自足系統、意義和目的，無視一切由現代到后現代的人文價值和思緒，也不顧今天所得的文化內涵和源流。
成敗系于審時度勢
“唯利是圖”也不是易事。它要在最細微根基處用心著力。用心著力要見效，不能不遵循由現代到后現代的人文價值和客觀規律，不能單靠傳統小農社會既成建制的“親疏有別”權勢系統、資源和意愿。“中環價值”最低限度也蘊含“實利求生”、“利益無親疏”的方法，以及這些方法的文化內涵和源流。
“中環價值”肯定有其霸氣一面，要令天下都知今天天下是誰家天下，誰作主，利益絞碎一切，99%唯上唯權，順勢，人和建制互為生存條件。但“中環價值”也有人文價值的一面，例如理性處理各方利益之間的矛盾關系。尊重個人的價值，讓人發揮所長和潛質，“活己活人”，服膺個人主義、多元自由和公正競爭的“唯能選才”制；保護弱者也是在保護強者。這些人文價值和思緒，最低限度是“利益”的工具和資源。
“中環價值”的另一面，是以明確公認共識的標準，打破原有的權威和等級，如博弈論，靠本事，分配資源和利益，承受成敗的后果，負起責任。“中環價值”的二大文化意義：（1）“破”一些近乎中世紀式的傳統愚昧落后（百多年來中國醒覺和文化再造）的權威和等級障礙；（2）“立”一些接近現代社會普世價值（百多年來中國醒覺和文化再造摸索的個體主義、理性主義、自由民主、開放，公正、公平、公義），取消原有權威和等級的障礙。
兩種“中環價值”一正一負、一陰一陽，比例不同，但互為依存，相生相克，誰也少不了誰的對，合而為一才是比較整全的“中環價值”。如果切斷兩者的關系，“中環”不再是“中環”。最成功的公私機構，多數也是最全面掌握整全的“中環價值”者。
任何成功大企業、公私組織、機構、社會、國家、文化，長遠發展的成敗系于“審時度勢”，摸索大勢大轉捩，正確策略選擇。審時度勢的一大關鍵是怎樣處理內內外外正面和負面之間的辯證關系，把負面轉化為正面、防范正面轉化為負面。沒有細菌和病毒，沒有今天人類的進步；但人類也屢屢幾乎亡于細菌和病毒。什么是正面，什么是負面，性質和定義并不是天生本質，不是絕對和永遠的，而是因應各種變量組合而變的。無正無負、無負無正。建制人才是組織99%的主體，沒有他們建制不能運作，但在全球信息化的現代社會，他們越來越失重要性，甚而越多誤事。反向思維、否定再否定人才，絕少需求，而且令人生厭，莫名其妙，但對政經大轉向大換勢的重要性更顯著，更關鍵。
培植精英建構社會
中國宋明兩朝采取和現代西方相反的統治方法，弱化個人、下屬和組織的內部機能，以防個人、下屬和內部機能自由自主，不受控制，甚而作反。弱化組成部分而應付不了人和自然斗爭，總體也因個體的弱而弱。同期的五百年內，中國人“中環價值”的思想和文化開始高處下滑，陷入下降軌。任何成功大企業、公私組織、機構、社會、國家、文化，由盛轉衰，都有一個弱化下屬和弱化內部機能的成因。除了很少例外，華資大都偏離整全的“中環價值”，傾向于和傳統中國人社會同質的那面“中環價值”─要你看今天天下是誰家天下，誰作主；難容反向思維、踩禁區的異類人才和異己，不找1%跳出框框、否定既成體制和權威者，以備必時之需。人文價值和思緒，連工具和資源也不是。
香港的階級和等級，建基于“唯能選才”制，社會流動性強。專業（主義）是最接近階級和等級的香港特性。它培植精英秀異分子，成為社會的骨胳架構，建構權力關系、利益關系和尊卑關系。曾蔭權代董建華上位，可能意味著中國新領導層又一次嘗試穿越中西文化歷史的百年障礙，回歸比較整全、多元的“中環價值”，但也只是回到正確路向上的再出發，再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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